关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案中相关责任主体问题探讨

王政


　　在汽车等交通工具日益大众化的时代，每天都有大量的交通事故在随机的发生。目前，在法院所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因交通事故而引发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已占据相当的权重比例。然而，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如何确定这一大众化的问题却在司法实践中因缺少法律的明确规定而让人观点不一、争执不休。司法实践中，地方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中也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尤其是对案件的受理，法院立案部门经常以“案件的诉讼主体不对”为由拒绝受案；另外，即便立案部门不限制，审判人员也会根据自己的主观认识随意决定责任主体的义务有无和大小。针对此种现状，本文不缀浅陋，希望能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相关责任主体做一下探讨，以引起立法、执法机关和法律从业人员的足够重视。

一、关于肇事司机和肇事单位的责任问题
　　
　　关于肇事司机（或驾驶人）的赔偿责任，大家一般不会产生争议。因为司机或驾驶人员的行为是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按照“过错责任原则”，让司机或驾驶人作为交通事故的赔偿一方当事人理所当然。然而，司机或驾驶人员的赔偿能力有时是非常有限的，且发生交通事故时往往是其在履行职务，是受雇于他人或某一单位；另外，在某些交通事故案中，司机或驾驶人员也会因事故受到伤害，往往也是受害的一方当事人，其本身也应因雇佣或劳动关系而得到赔偿。故在此类交通事故中，司机或驾驶人员的赔偿责任应该由司机或驾驶人员的聘用人员或聘用单位直接承担，而不应该由肇事司机或驾驶人承担（当然，肇事司机或驾驶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的除外）。但是，在诉讼中，对于是否存在雇佣关系的举证责任，我们认为，司法机关应当合理进行分配，司机或驾驶人一方当事人应承担主要举证责任。如果司机或驾驶人不能证明存在雇佣关系的，其仍然主要承担或与其他责任主体一起承担连带的损害赔偿责任。

二、关车辆所有人（或车主）的赔偿责任问题

　　在事故中，如果车辆的驾驶人与所有人属于同一主体，大家对赔偿责任的承担一般是不会产生争议的；如果车辆的使用人与所有人属于同一主体，大家对赔偿责任的承担一般也不会产生争议。但是对于事故车辆的所有人与使用人不一致的情况下，大家对车辆所有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却往往产生争议。依据我国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车辆所有人责任为垫付责任。现该办法废止后，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对车辆所有人责任并没有明确规定，这明显属于立法的空白。目前，关于车辆所有人应承担连带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参照我国《民法通则》第123条之规定的特殊侵权民事责任。
　　车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经典解释是：机动车本身是一个带有危险性的交通工具，车主作为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对车辆承担一种监督管理职责。对车辆不在自己控制时，必须认识到这一高度危险物可能会给他人造成损害。车主作为车辆所有人，其将带有危险性的交通工具借用或出租给他人使用表明其本身存在过失。该过失行为与肇事者违章驾驶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过失行为共同导致了受害人物质和人身受到损害，因此车主应当与肇事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考虑到在交通事故当中大部分开车的司机没有赔偿能力的现实，为了更好地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依照公平原则，要求车主承担连带民事赔偿责任是为大家所普遍认同的法理。但是民事赔偿责任毕竟不同于交通事故责任，车主在交通事故案件中往往并没有违法或过错行为存在，如果一味要求车主按“无过错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也往往有失公正，至少法律对车主的“无过错赔偿责任”作出明确的限制性规定（比如规定车主无过错责任的适用条件和承担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等）。这样才能避免引起人们认识的分歧和司法实践的混乱。

三、关于保险公司的责任问题

　　根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该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该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尽管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保险公司在道路交通肇事中的救助费用垫付和支付责任作出明确规定，但关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一直没有出台，司法实践中一直缺乏可操作性的规范，让受害者往往无所适从。
　　这些问题在以下这个案例中已经有所反映。２００４年７月３日的人民法院报登载的一篇报道《肇事车主不知去向受害家属无钱救治一保险公司被裁定先支付费用》的内容是，江苏省太仓市法院受理的一起案件，受害人家属在肇事人去向不明的情况下直接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同时申请先予执行。法院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裁定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这篇报道反映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１、受害人对保险公司是否有直接请求权？２、保险公司应怎样先予支付抢救费用？
　　针对第一个问题，受害人状告保险公司的请求权基础怎样定？受害人要求加害人赔偿是以侵权为基础，加害人（被保险人）要求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是以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为基础，而在受害人与保险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以往就有法院以受害人不具备诉权的理由裁定驳回起诉。在法律没有对受害人的直接诉权作出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受理此类案件是否合适？笔者建议对受害人的直接诉权在立法中加以明确。如我国台湾《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被保险汽车发生汽车交通事故时，受益人得在本法规定之保险金额范围内，直接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这里的受益人为受害人本人，在受害人死亡的时候为受害人的继承人）。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受害人的直接求偿权，降低受害人索赔的成本，体现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符合现代社会立法、司法“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
　　针对第二个问题，怎样保证保险公司快速支付抢救费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受害人在受到损害后能够得到及时充分的救助，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配套制度的约束，就会产生保险公司在被告上法庭之后经法院裁定先予支付救助费用的情况下，才向受害人支付抢救费用的现象，这样一来，立法的目的虽好，但实际上却没有得到实现。对此，笔者建议，是否可以由保监会制定相应的规定，明确保险公司先行支付抢救费用的具体程序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可以向加害人（被保险人）行使求偿权，以及如果没有及时赔偿对保险公司有怎样的处罚措施等等，只有对保险公司的权、责、利加以明确，才能保证这项制度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不致于走样变形。

　　四、关于医疗机构的责任问题

　　作为职业的医疗机构，对受伤人员进行及时抢救或救助不仅应体现在医疗道义上，更应该体现为一种法律责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医疗机构对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应当及时抢救，不得因抢救费用未及时支付而拖延救治。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抢救费用超过责任限额的，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根据上述规定，不难得出下列结论：１、该法赋予医疗机构及时抢救受伤人员的义务；２、该法对医疗机构因及时抢救受伤人员而支出的（或者拟支出的）费用给予了相应的保障。但是，该法没有对医疗机构的不作为制定相应的罚则。笔者认为，通常情况下，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形成医疗服务合同关系，适用合同法的规定来规范其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医疗机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对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的抢救是一种法定义务。医疗机构怠于履行该义务，对受伤人员造成损害的，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而非违约责任。

　　五、关于交通肇事损害赔偿案诉讼主体的确定问题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法发〔2008〕11号)之内容，民事案件的案由是按照不同的法律关系性质来进行分类的，基本上一个案件只涉及一种法律关系。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就受损权益争执提起诉讼时，在涉及多个诉讼主体和多重法律关系时，立案审查人员往往以法律关系不明确或案由不统一为由不予立案，或者要求起诉人必须减去某些被诉主体和相关利害第三人后才肯立案。这样无疑就会给当事人纠纷解决带来了讼累，使本该一案就能解决的纠纷必须拆散成多个案件纠纷才能解决。就交通肇事案件而言，在不同的当事人之间可以产生多重法律关系，比如肇事者与直接受害人之间的侵权法律关系、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肇事者或受害人与相关单位之间的劳动或雇佣法律关系、受害人与救护义务人之间的类似侵权法律关系、受害或肇事车辆与车上乘客或货物主人之间的运输合同法律关系，等等。无疑这一系列的法律关系使得交通肇事案件的法律解决变得异常的复杂，而且直接影响到相关当事人的现实利益或责任承担。
　　当然，从司法审判角度讲，一个案件如只涉及一种法律关系、只涉及原被告双方法律主体的话是最容易审理清楚的。但是，从司法资源有效利用的角度看，因一个事件所产生的纠纷，依据不同的法律关系分成多个案件予以解决实际上也是对司法资源最大的浪费。另从受害人权益救助讲，一个案件中如不能尽量把所有相关当事人追加上，自然不利于受害人权益的实现和各方当事人之间诉讼权益的平衡。
　　从立法的角度讲，我国《民事诉讼法》在“诉讼参加人”一章中明确规定了共同诉讼和第三人参加诉讼制度。也就是说，从民事诉讼立法本意讲，也并非一次诉讼只能解决一种法律关系的纠纷，关键是看各种法律关系或法律责任之间的关联性、紧密型。司法现实中，也确实存在多种法律关系纠纷一并审理一并解决的具体案例。如在交通肇事案件中，大量存在受害人将保险公司和肇事司机、肇事车辆所有权人一并列入被告进行诉讼的案例。有鉴于此，笔者以为：法院在受理交通肇事案时，对案件诉讼参与人应放宽要求，对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不应仅限定在同一法律关系层面上。也就是说，受害人在选择直接侵权责任人作为被告进行诉讼时，有权直接选择保险公司、救助医院、相关雇主或其他责任人、权利人等案件相关利害人一并参加诉讼，法院不应借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或诉讼主体不对而进行排斥。对于保险公司、救助医院、相关雇主或其他责任人、权利人等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笔者认为应定性为诉讼第三人（包括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较为适当，而不应当被列为共同被告或原告。

　　总之，交通肇事案件每天都在发生，其间所涉及到多重法律关系和解决途径也并非本文所全部囊括的，希望大家能在司法实践中共同探讨，不断提出真知卓见。

（作者简介：王政，系中企国盛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现为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公司证券、房地产和诉讼等方面的法律业务，擅长刑事辩护，具有多年律师执业经验。）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青海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2012年7月27日青海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未满十八周岁公民的保护，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教育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应当给予特殊、优先保护。

第四条 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举报、投诉、控告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

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当教育和帮助未成年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年度计划，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经费纳入本级人民政府的财政预算。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指导、协调、监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确定人员具体负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由同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有关社会团体的负责人组成。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由同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担任。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各级共青团组织，配备专职工作人员，负责做好同级人民政府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第七条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执行有关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并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制定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三）研究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向本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四）接受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举报、投诉、控告，移送有关机关予以查处；

（五）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进行调查、研究，交流和推广经验；

（六）建立未成年人保护重特大事件联席协商制度；

（七）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其他工作。

第八条 每年六月为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月。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组织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家庭保护

第十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

第十一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接受有关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提供的家庭教育指导，学习正确的教育和监护方法，以健康的思想、良好的品行和适当的方法教育、影响和保护未成年人。

第十二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为未成年人提供必要的生活、学习和医疗保健条件；

（二）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行为习惯；

（三）教育、指导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学习、生活习惯；

（四）对未成年人进行交通安全和用电用气等生活安全常识教育，增强其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

（五）鼓励、支持未成年人参加与其年龄相适应的家务劳动、社会公益活动和健康的文体、社交活动；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三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虐待或者遗弃；

（二）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

（三）歧视女性未成年人或者有残疾的未成年人；

（四）放任、迫使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人失学、辍学；

（五）迫使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务工；

（六）允许、迫使未成年人结婚、同居或者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

（七）放任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监护单独居住；

（八）其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或者影响其身心健康的行为。

第十四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预防、制止未成年人的下列行为：

（一）吸烟、酗酒；

（二）旷课、夜不归宿、离家出走、打架斗殴、沉迷网络等不良行为；

（三）阅读、观看、收听、收集或者传播宣扬含有淫秽、色情、凶杀、暴力、恐怖和封建迷信等内容的报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以及网络信息；

（四）偷盗、破坏公共财物及损害他人合法权益；

（五）赌博、吸毒、卖淫嫖娼等违法行为；

（六）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不良行为。



第三章 学校保护

第十五条 学校应当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未成年学生全面发展。

第十六条 学校应当尊重未成年学生受教育的权利，不得歧视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身心有残疾的未成年学生，不得拒绝适龄未成年人入学，不得违反法律和国家规定开除未成年学生，不得以强迫转学、劝退等方式剥夺未成年学生受教育权。

第十七条 教师应当尊重未成年学生的人格，平等对待未成年学生，以良好的言行和品德教育、影响未成年学生，不得辱骂、体罚或者变相体罚未成年学生。

第十八条 学校应当根据未成年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加强对未成年学生的日常行为管理，聘请专职或者兼职校内、校外辅导员，对未成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思想品德教育、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社会生活能力教育、卫生防病教育以及防火、防震、防溺水、防侵害等安全避险教育。

第十九条 学校应当配备具备资质的专职、兼职心理辅导教师，对未成年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心理健康辅导。

学校应当配备法制副校长或者法制辅导员，定期对未成年学生开展法制教育。

寄宿制学校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生活辅导员，对未成年学生开展生活指导。

第二十条 学校应当组织开展文化、体育、艺术、科普等课外活动，保证未成年学生的课外活动时间。未成年学生每天参加体育锻炼不得少于一小时。

学校图书馆、阅览室、计算机室、体育场馆等场所应当保证开放时间，法定节假日和寒暑假期间应当定期向本校学生开放。

第二十一条 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卫生保健制度，为未成年学生提供卫生保健服务。学校发现未成年学生患病的，应当及时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情况紧急的，应当立即送医疗机构就医。

寄宿制学校应当配备医务人员，设置医务室。

第二十二条 学校应当建立健全校园安全制度。

学校应当主动配合公安机关维护校园周边治安，对校园内及周边扰乱教学秩序或者侵害未成年学生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必要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学校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立报警、急救、举报电话标牌。

寄宿制学校和有条件的学校，应当配备专职保安人员，实行值班和巡逻制度。

第二十三条 学校应当保障未成年学生的饮食安全，向未成年学生提供的食品、饮用水以及玩具、文体用品应当符合国家、地方或者行业的卫生、安全标准。

第二十四条 学校应当定期检查校舍及其他设施的安全状况，发现存在安全隐患，应当及时处理，并报告相关部门。

第二十五条 学校公共卫生间等设施的建设、配置和使用，应当符合学校生活卫生设施建设和管理规范，照顾未成年女学生的生理特点，合理设置厕位数量。

学校和教师不得要求未成年女学生在生理期内参加不适宜的各种活动。

第二十六条 学校应当建立健全校车安全管理制度，加强校车安全检查和管理。

第二十七条 学校应当制定应对突发事件的预案，组织开展针对各类灾害、传染性疾病、食物中毒、意外伤害等突发事件的应急演练。应急演练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

学校发生突发事件，应当优先保护未成年学生的安全。

第二十八条 学校组织校内或者校外集体活动时，应当成立临时安全管理组织，制定安全措施和应急预案；发生人身伤害事故的，应当及时救护，妥善处理，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二十九条 学校应当通过家庭访问、家长会等形式，与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密切联系，互相配合，了解未成年学生的学习、品行和生活情况，共同做好未成年学生的帮助教育工作。

第三十条 学校应当为遭受家庭暴力的未成年学生提供保护和帮助，必要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第三十一条 幼儿园、托儿所和其他教育机构参照本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社会保护

第三十二条 全社会应当尊重、关心、爱护、教育未成年人，为其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开设未成年人保护专线，依法受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侵害的举报、投诉、控告。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障经济困难家庭、残疾、流动人口中的未成年人，以及留守儿童的生活、教育等合法权益。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流浪乞讨和孤残未成年人救助制度。公安、民政、城市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流浪未成年人给予救助。

第三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可以采取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方式，指导街道、社区设立社工组织，开展未成年人社会工作服务。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新建、改建、扩建未成年人科技、体育、文化娱乐等活动场所。

因城市建设征用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规划新建场所不得低于原有标准。

第三十八条 鼓励社会力量兴办适合未成年人活动的文化、体育、科普等场所。

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发展未成年人福利事业，依法设立未成年人福利机构、学前教育机构、特殊教育机构、救助机构或者救助基金。

第三十九条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图书馆、青少年宫、少儿活动中心应当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博物馆、纪念馆、科技馆、展览馆、美术馆、文化馆以及影剧院、体育场馆、动物园、公园等场所，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未成年人免费或者优惠开放。

第四十条 公安机关应当把学校、幼儿园和托儿所周边地区作为治安和交通安全重点管理区域，建设周边公共视频监控系统和报警系统，及时发现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第四十一条 工商、卫生、质量技术监督、食品药品监督和城市建设管理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学校餐饮、建筑物装饰装修、设备设施和学校及周边餐饮服务、生产销售食品、文具、玩具等场所的监督管理。

第四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和鼓励广播、电视、电影、新闻、出版、信息产业、文艺等单位和科学家、艺术家、作家以及其他公民创作或者提供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作品。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出版、播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图书、报刊、影视节目、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以及网络信息。

第四十三条 中、小学校周围二百米范围内，不得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和其他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和其他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经营者应当在入口处显著位置设置禁入标志。

第四十四条 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已经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第四十五条 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彩票和兑付奖金。彩票销售机构和代销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彩票和兑付奖金的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已经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第四十六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涉及未成年人隐私的文字、图片、音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身份的信息。

对未成年人进行亲子关系鉴定、艾滋病检测等，有关机构和人员应当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



第五章 司法保护

第四十七条 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及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在司法活动中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十八条 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件，应当照顾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并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

第四十九条 对司法活动中需要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应当给予帮助，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

第五十条 对羁押、服刑或者被劳动教养的未成年人，执行机关应当保证其继续接受文化知识、法律知识或者职业技术教育；对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执行机关应当保证其继续接受义务教育。

解除羁押、劳动教养或者服刑期满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与其他未成年人同等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

第五十一条 未成年人犯罪，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

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第六章 自我保护

第五十二条 未成年人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掌握安全自救、隐私保护和应对紧急、意外事件的常识，了解获得法律帮助的方式和途径，增强抵御自然灾害和不法侵害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第五十三条 未成年人受到下列侵害时，可以直接或者通过其监护人向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共青团、妇女联合会、居（村、牧）民委员会、学校请求保护：

（一）遭到侮辱、恐吓、胁迫、殴打或者抢夺财物；

（二）遭到家庭暴力、虐待或者遗弃；

（三）被迫失学、辍学；

（四）被迫婚嫁；

（五）被迫乞讨、偷窃、行骗；

（六）其他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行为。

第五十四条 未成年人应当积极参加学校、社区等组织的各种安全防护、避险自救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

第五十五条 未成年学生及其监护人对学校的下列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学校或者教育行政部门提起申诉：

（一）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开除学籍等纪律处分；

（二）取消报考资格或者入学资格；

（三）要求未成年学生履行非法定义务；

（四）其他严重侵犯未成年学生合法权益的决定。

学校或者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明确受理申诉的部门和程序，并予以公布。

第五十六条 未成年人生活困难或者生活无着落的，可以直接或者通过其监护人、所在学校、居（村、牧）民委员会向民政部门申请生活救助。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其他法律法规已规定行政处罚的，从其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八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责任，或者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或者对申诉、控告、检举人进行打击报复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九条 社会团体及其工作人员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或者不履行保护未成年人相关义务的，由相关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六十条 学校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学校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经营者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或者未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标志的，由烟草专卖主管部门或者商务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予以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彩票销售机构和代销者未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彩票标志的，由民政、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定职责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并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由财政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彩票代销者向未成年人出售彩票的，由民政、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三条 本条例自2012年11月1日起施行。1992年6月30日青海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