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是诉讼的灵魂，而证人证言又是民事证据种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实体正义，维护程序正义，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有着重大价值。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目前证人不愿出庭作证以及作伪证的现象十分严重，严重妨碍了法院对案件事实的查明，也严重影响了当事人正当权益的实现，使公正与效率的目标难以达到。笔者拟通过以下三部分，对构建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提出一些见解与构想。

　　一、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现状

　　（一）证人拒不出庭作证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对证人出庭作证作了规定，内容为：“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但是，在司法活动中发现，证人拒绝作证或者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现象普遍存在，证人往往在法庭通知其出庭作证时拒绝作证，或者以不出庭的方式拒绝作证。这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证人往往都与双方当事人有这样那样的利害关系，或亲情关系或朋友关系等等，大家都不愿去提供对自己的亲朋好友不利的证言或为此承担没有必要的风险，对作证及出庭作证顾虑重重。这一现象的大量存在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司法机关的权威，而且使得审判人员无法通过当庭质证判断证言的真伪、查明案件的事实，既影响了办案质量，也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二）证人证言反复多变，伪证率奇高。

　　证人如实作证是任何一个国家法律对证人作证的最基本要求，但据有关资料统计，2009年某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中，存在作伪伪证情况的案件约占案件总数75%以上。而在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勘验笔录和鉴定结论这七种证据形式中，又以证人证言的伪证率最高。上述情况的存在，增加了证人证言认证的复杂性，严重损害了诉讼秩序，干扰了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以至于法官在许多情形下迫不得已将证言作为一种辅助证据使用，而在证人证言作为单一的决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案件中，法官们更是退而三尺，唯恐避之不及。

　　（三）打击报复证人现象严重

　　司法实践中，证人因作证遭受打击、报复、陷害的现象非常普遍，而我国现行有关法律对证人因作证致害行为的规定过于粗陋，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时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司法机关对打击报复证人的行为处理不严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作为，这极大挫伤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为了保证证人积极履行作证义务，法律应建立相应的规则，提供特别的保护措拖，确保出庭作证的公民及其近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以彻底解决出庭证人的后顾之忧。

　　二、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存在的立法缺陷

　　认真考察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和《证据规定》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规定，就会明显发现，我国的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存在若干立法缺陷，主要有：

　　（一）证人主体适格条件限制多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证人“是指案件的诉讼参加人以外的，知道案件情况并能正确表达意志而被人民法院传唤到庭作证的单位和个人。”[1]我国的证人不包括当事人和鉴定人。证人的主体资格，即法律规定的为证人的条件或能力，[2]即哪些人有资格和有义务作为证人的法律制度。

　　《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第一款“凡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第二款“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证据规则》第53条规定：第一款“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为证人。”第二款“待证事实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证人。”上述《证据规则》第53条第一款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第70条第2款的规定基本相同。《证据规则》第53条第二款是对《民事诉讼法》的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对证人资格的限制相对较多。

　　1、对于证人主体范围的界定不科学，将单位纳入证人范畴不妥。证人是指对案件事实能独立地借助其感官进行感知的自然人，证言必须是证人亲自接触、感知的事实，并就其亲身感知的案件事实所做的陈述。《民事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将单位视同自然人一样具有作证资格，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相符，也与当今世界各国证据法则的规定相悖。

　　2、对于自然人作证范围偏窄。当今世界各国证据立法对证人资格的限制越来越少，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假定为具有作证资格。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人“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限制含糊不清，容易引起法官不同理解，导致排除生理上有缺陷的人和儿童的作证资格。这样使得原本有限的证人资源更加稀缺，限制法庭最大可能的有助于发现事实的信息的获取。

　　3、对一些特殊身份的人的作证问题（如法官、陪审员、律师、牧师、公证员能否充当证人），法律缺乏特殊证人免证权的规定。

　　4、没有明确规定证人必须是亲自耳闻目睹案件事实的人。法律规定仅要求证人“知道案情”是不够的，因为知道包括亲眼目睹和道听途说（相当于英美法系中的“传闻证据”），如果不能排除传闻证据，那么不利于保障证人证言的真实性。

　　（二）对证人无法出庭例外情形的规定过于宽松

　　《民事诉讼法》第70条第二款规定，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法律允许证人在特定的情况下不出庭，可以提交书面证言作证。但《民事诉讼法》对“确有困难”未作界定，均由法官自由裁量，司法实践中，大部分证人不愿出庭，滥用“确有困难”，己习以为常。《证据规定》第56条第一款详列了“确有困难”的情形：(一)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 (五)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证据规定》虽然对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几种情况作了限定，但范围依然含糊不清。而兜底条款第五条为证人逃避出庭作证义务提供了“万金油”理由。宽泛的例外情形违反了证人有出庭作证义务这一法律规定的初衷，不利于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

　　（三）对伪证行为的预防和制裁缺乏力度

　　首先，因为我们的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中缺乏证人宣誓制度和完备的证人询问制度，从而使伪证的预防缺乏有效途径。此外，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虽然对证人作伪证的处罚有原则性的规定：“诉讼参与人与其他人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害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人们法院可以根据情节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我国刑法第305条规定的“伪证罪”仅限于刑事诉讼中，“罪行法定”原则，故民事诉讼案件中作伪证的证人不能受到刑事制裁，制裁措施缺乏威慑力。而审判过程中法官由于法律对证人伪证行为的处罚、制裁措施不力，不具有可操作性，所以很少制裁民事诉讼中证人的伪证行为，口头批评教育或是是训诫了之，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四）对证人应享有的权利不予重视

　　1、对证人经济补偿的规定没有可操作性

　　对于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我国在《证据规定》第54条第3款有规定：“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这一规定过于简单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产生以下二个问题：一是何谓“合理费用”，费用的具体计算标准是什么，如何补偿救济证人因出庭作证遭受的损失，自动获得还是须经申请获得证人经济补偿，何时获得证人经济补偿等问题均没有明确法律规定。二是对费用的支付方式没有作出任何规定。费用是直接由当事人向证人支付还是当事人交给法院然后由法院付给证人，《证据规定》仅规定“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据此，许多人认为可以直接由当事人向证人支付，这样就很可能出现当事人贿买证人作伪证的现象，如此有悖于证人出庭作证宗旨的实现。

　　2、缺乏应有的事前保护证人机制

湖北省咸宁市人民政府


咸政发[2006]17号




关于印发《咸宁市爱国卫生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部门，温泉开发区管委会：
　　《咸宁市爱国卫生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〇〇六年四月三十日　


咸宁市爱国卫生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深入持久地开展爱国卫生工作，保护公民身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根据《湖北省爱国卫生条例》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爱国卫生工作实行“政府组织、属地管理、单位负责、全民参与、科学治理、社会监督”的原则，实行爱国卫生健康教育、卫生创建、全民除害防病和执法监督检查并举。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爱国卫生”是指强化全民健康意识，养成文明卫生习惯，改善卫生条件，减少健康危害因素，提高公民健康水平的社会性、群众性卫生活动。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将爱国卫生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每年有重点、有步骤地开展爱国卫生活动，实现爱国卫生工作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
　　第五条 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城乡居民应当遵守本办法，承担所在地和责任区的爱国卫生工作，不断改善卫生环境，坚持除害防病，自觉纠正和抵制各种不良行为。

第二章 爱国卫生组织职责

　　第六条 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爱卫会”）负责统一领导，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内的爱国卫生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实施国家、省有关爱国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规章；
　　（二）组织协调政府有关部门开展爱国卫生工作；
　　（三）督促落实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创建卫生城镇、村和卫生先进单位（社区）活动；
　　（四）广泛开展健康教育，普及卫生知识，努力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五）组织动员全市各单位和广大群众开展除“四害”（鼠、蚊、蝇、蟑螂）、讲卫生、树新风、改陋习活动及农村改水改厕工作；
　　（六）组织实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爱国卫生工作，督导、协调有关部门对健康危害因素采取综合干预措施；
　　（七）组织有关部门联合开展爱国卫生执法监督检查和评比；
　　（八）组织评比、表彰爱国卫生工作先进单位（社区）、卫生城镇、村。
　　第七条 各级爱卫办要负责本级爱卫会的日常工作，拟订爱国卫生工作规划、措施，协调各部门履行爱国卫生工作职能。
　　第八条 各级政府部门应当按照本级爱卫会的职责分工，主动开展爱国卫生常规工作和爱卫会统一组织的爱国卫生活动。
　　爱卫会各委员部门应当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要求，建立严格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和应急处理责任制，按照各自职责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第九条 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组织辖区范围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居民落实爱国卫生工作责任，并依法开展经常性的监督检查。
　　第十条 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确定专（兼）职人员，负责本单位（社区）爱国卫生的日常工作。

第三章 爱国卫生基本制度

　　第十一条 各级爱卫会每年定期召开爱卫会全体会议，研究制定开展爱国卫生工作的计划和措施，统一部署和检查爱国卫生活动，有针对性地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解决爱国卫生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将健康教育列入公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健康教育网络，开展社区健康教育、学生健康教育、医院健康教育和农民健康教育，普及卫生知识，教育和引导公民破除迷信、摒弃陋习，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全民健康素质。
　　（一）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有计划地宣传国家、省有关卫生法律法规和规章，宣传食品卫生、饮食卫生、传染病防治等有关知识和技术规范；
　　（二）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定期安排健康教育专题栏目，适时宣传报道爱国卫生先进典型，批评“脏、乱、差”行为；
　　（三）中小学按照教学计划，设置基础卫生知识课，进行日常卫生习惯教育；
　　（四）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村（居）民委员会在办公、生产、生活和公共场所设置爱国卫生宣传专栏。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依照《咸宁市城区“门前四包”责任制实施办法》、《咸宁市城区除“四害”工作管理办法》、《咸宁市城区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暂行规定》等规定，建立健全本辖区内市容管理、卫生管理、环保管理、绿化管理和除害防病工作责任制。
　　第十四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或居（村）民委员会应当组织辖区单位和居民，定期开展杀灭“四害”等有害生物，清除其孳生场所的活动，使其密度控制在国家和省规定的指标之内。杀灭“四害”等有害生物所需的药械费用，由受益者负担；受益者不明的，由当地人民政府负担。
　　第十五条 加强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教育。
　　禁止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内吸烟。
　　禁止吸烟的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应当设立醒目的禁止吸烟标志。
　　第十六条 公民应当自觉维护城市环境卫生。禁止下列行为：
　　（一）在城区的街道、广场、绿地、居民区和其他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便溺、乱倒垃圾、污水、粪便，乱弃动物尸体、乱扔烟头、纸屑、瓜果皮（核）、口香糖和食品包装物等废弃物，在建筑物、公共设施上随意涂写、刻画或者未经批准随意张挂、张贴；
　　（二）在城区内饲养的鸡、鸭、鹅、鸽（以食用为目的的）、兔、羊、猪等家禽家畜，携带、遛放的宠物随地便溺不予清理；
　　（三）携带犬、猫等宠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进入室内公共场所。
　　第十七条 加强对杀鼠剂生产、销售和使用的严格管理。实行杀鼠剂经营资格核准制度。杀鼠剂的经营资格核准，城市由市爱卫会负责，农村由县级以上农业部门负责。杀鼠剂经营必须在取得经营资格后，方可向工商行政部门申请登记注册。
　　禁止生产、销售、运输、使用毒鼠强等剧毒杀鼠剂。
　　生产、销售、使用杀灭有害生物的药品、器械，应当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第十八条 有害生物的预防和控制，实行政府组织、爱卫会协调、专业机构实施、群众参与、有关职能部门监督指导的工作机制。
申请从事有害生物预防和控制的经营单位和个人，经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后，应当在十日内持工商营业执照到所在地县级以上爱卫会办公室备案。
　　第十九条 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实行周末卫生日制度。每年四月份为全市爱国卫生活动月，统一开展以治理“脏、乱、差”为重点的市容环境卫生整治活动。

第四章 爱国卫生基础设施

　　第二十条 鼓励国内外组织和个人捐赠、投资兴建各类基础卫生设施。
　　第二十一条 实行集中供水的单位，要划定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并设置防护消毒设施。
　　高层楼房设置二次供水设施的，实行设计审批，竣工验收，清洗消毒，专人管理制度。
　　火车站、汽车客运站、港口设置符合国家标准的旅客用水设施，实行专人管理、监测。
　　农村采取管网延伸、打井、建塔、高位引流、建自来水厂（站）等各种形式，有步骤地完成改水任务，改善饮用水设施，逐步达到国家规定的《农村生活饮用水标准》。
　　第二十二条 车站、码头、广场、公园、影剧院、集贸市场、风景区以及街道居民小区等公共场所，由管理单位设置符合卫生标准的公共厕所，并确定专人管理，定期冲洗、消毒，保持地面、墙壁、便池、洗手池整洁卫生。
　　第二十三条 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经营摊点以及街道、集贸市场等公共场所要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统一规定，义务设置垃圾容器。
　　第二十四条 垃圾场（站）要按国家规定的标准实施无害化处理。
　　第二十五条 医疗服务、生物制品单位和屠宰场（点）要按卫生部门的规定，设置专用消毒设施和专用垃圾容器，并确定专业人员对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
　　施工单位要建立收集和处理渣土、垃圾、粪便和污水，清除建筑工地内“四害”等有害生物的设施，建筑工地的宿舍、厨房、厕所应当符合卫生要求。
　　第二十六条 城镇新建、扩建、改建各类公共场所（包括学校、托幼机构），必须把符合卫生要求的水冲式厕所等卫生基础设施纳入建设项目，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审批。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提高农村生活饮用水质量，改善农村居民饮用水卫生条件。农村居民新建住宅应当修建符合卫生要求的户厕。
　　第二十八条 城区饮食业经营者，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油烟等有害物质对附近环境的污染。旅店业、理发美容业、公共浴池、游泳场馆，按规定配备消毒设施和药品，配备符合卫生标准的用具和用品。

第五章 爱国卫生监督检查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爱卫会根据工作需要，聘任爱国卫生督查员，对辖区内的爱国卫生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
爱国卫生督查员在履行职责时，应当出示相关证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提供有关资料接受监督、检查和指导，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和阻挠。
　　第三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举报违反本暂行办法的行为。县级以上爱卫会办公室对单位和个人举报应当及时处理，并对举报有功的单位和个人给予50-200元的奖励。
　　第三十一条 市“门前四包”办公室和各居民委员会对“门前四包”责任制落实情况实施巡查；街道办每月进行一次抽查；市容环卫部门和各县（区）爱卫会每季度组织一次全面检查，并公布检查结果。
　　第三十二条 市爱卫会每年组织一次全市爱国卫生工作检查评比，命名表彰“卫生先进单位”、“卫生镇”、“卫生村”、“卫生社区”、“控烟先进单位”，并对受表彰的单位定期进行考核、复查。
　　第三十三条 城建、卫生、环保、市政、园林等行政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对市容环境卫生、环境保护、园林管理和医疗、食品、动物屠宰等场所实施专项监督检查。

第六章 罚则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暂行办法的行为，由有关部门依照本暂行办法的规定处理；未处理的，县级以上爱卫会办公室或者督查员有权督促该部门依法处理；拒不处理的，由县级以上爱卫会办公室建议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第三十五条 未依照本暂行办法第八条履行职责的，由同级爱卫会责令改正，通报批评或者建议同级人民政府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暂行办法第十六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行为，由城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纠正，除采取补救措施予以清理或者清除外，还可对相关责任人处以警告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拒绝开展杀灭有害生物活动的，由县级以上爱卫会办公室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对相关责任人提出行政处分的建议，并指定专业机构代为开展杀灭工作，其发生的费用由相关单位和个人承担。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暂行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未经核准擅自从事杀鼠剂经营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没收其非法物品，并处以销售金额三倍以下罚款。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爱卫会成员部门、爱卫会办公室工作人员，爱国卫生督查人员在爱国卫生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应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有关行政部门可依照本暂行办法制订单位实施细则。
　　第四十一条 本暂行办法由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暂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