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命题的若干思考
高军
历史上不同的时期的社会契约论者在解释国家的起源时，首先在理论上基本都作了一种相类似的假设，即人类最初处于一种自然的平等的原始状态，人类出于共同对付自然界及防止人们之间相互侵害等人类自身生存的需要，于是达成契约，让渡出部分权利组成国家和政府。因此，在人民、国家及政府产生的先后次序上，社会契约论者认为是先有人民后有国家和政府。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幸福、公共的安全与福利，而绝不是为了管制和压迫人民。从法律地位上来说，按照社会契约论者的观点，国家及政府与个人完全平等，绝不能凌架于个人之上沦为作威作福的工具。
但是，自从有国家诞生之后的人类历史却充分证实了国家和政府似乎始终只是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而存在，社会契约论者希望见到的那种理想的国家与政府始终只是乌托邦。因为，“权力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产生腐败”，权力本身腐蚀性的特点及人类专制的历史都证明了人类对于权力的过分集中必须非常审慎。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也看到了这一点，为此他们在理论上将国家权力一分为三，即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并设计了三种权力分立与相互制衡的具体方案。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三权分立的理论在政治上进行了实践并在制度上予以了确立。
在解决了国家权力分立制衡的问题之后，对于个人的自由，启蒙思想家们也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认为，人民让渡权利只是让渡那些组织国家和政府所必须的而不得不让渡的部分，这些被让渡的权利总和构成了国家的权力，但是属于人民基本权利的内容则由人民自己保留，这些被保留的权利就是人民的自由。如果让渡所有的权利，人民将一无所有，最终必将导致专制和暴政。人民让渡出权利组织了国家，但众所周知，国家仅仅是一个抽象的集合体，其权力的行使必须通过公众选举的公务员组织的政府来进行。政府则主要通过法律来治理国家，因此，法律应体现公意，应保障人民的自由，而所谓的自由，也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因此，人民的权利靠法律来确认和保障。但是，由于法律自身的缺陷及其他的种种原因，人民自身所保留的权利很难在法律中一一得到体现（例如我国宪法中未规定已为国际公约所确认为基本人权的公民的居住、迁徙、罢工等自由），对此，绝不能理解为对未规定的权利法律就不予保障。对此，在以简约、惜墨如金而著称于世的美国宪法中，美国的开国先贤们怀着深深的忧虑，在权利法案中写入第九条“不得因本宪法列举某种权利，而认为人民保留之其他权利可以被取消或轻忽”及第十条“本宪法所未授与合众国或未禁止各洲行使之权力，皆由各洲或人民保留之”的弹性条款。因此，属于人民保留的权利，不管是法律予以明文确认的或未确认的，均属人民的自由，对此，国家都必须予以保障。
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永远都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之中。国家权力不能任意地扩张，国家权力任意扩张的后果必然是个人自由的缩小。国家权力存在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保障个人的自由，但是为了实现保障个人自由的目的，国家权力有时候必须必要地不得已地“作恶”。但是，国家权力干涉个人的自由必须以法律有明文的规定为限，而法律本身也“只禁止那些会损害社会的行为”，而且法律禁止这些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更多的人获得更大的自由，即“自由只有为了自由本身才能被限制”。因此，对政府来说，政府的权力必须是有限的，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不能为所欲为，所有的政府都只不过是“有限的政府”。对政府来说，“法无授权即无权”，而对公民来说，“法无禁止即自由”。
国家权力干涉个人自由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必须是一种不得已而采取的行动，而决不能任意扩大到道德等领域。对于道德领域，有道德、宗教等规范来调整，“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如果国家权力或法律任意干涉，最终只能导致人人自危，造成一种恐怖和产生普遍的伪道德的后果。欧洲黑暗中世纪宗教法庭的统治产生了《十日谈》中的伪道德，中国封建社会“礼教杀人”的历史中产生了大批“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性格扭曲的两面人，前苏联普遍政治高压下产生的灰色政治幽默等事实足以证明以上的结论。国家权力如果违法侵犯了个人的自由，应由国家对被侵害者予以赔偿，那种“国家无过错”的陈腐观念已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取而代之的是国家赔偿制度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纷纷建立。
另外，对个人自由来说，个人自由不是一种绝对自由，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活动的权力”，法国《人权宣言》将其定义为“在不损害他人之下，可以做所有的事情”。因此，个人在行使自由时不能侵犯国家、集体和他人的自由，必须以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来行使，只有这样自由才能真正地得到保障，因为“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为了得到自由，我们才是法律的臣仆。”
以上的理论是完美的，但实践中却远没有那么美妙。尤其是在我们的社会里，由于封建社会二千多年的漫长历史及传统文化中国家主义观念的影响以及法律和制度不完善的现状的种种原因，经常会发生诸如警察闯入民宅搜查黄碟、联防队员冲入旅馆房间对同居一室的大学生情侣施以“罚款”的情形，也经常可以看到警察、联防队员在路上随便拦住一个人查身份证、暂住证的情况（如果没有证件很可能被怀疑是“盲流”，最终可能免不了被投入收容站的命运。笔者最近听说有一位大学生毕业后来东南沿海某城市找工作，因没有暂住证，两次被投入收容站，被赎出后，原先善良的人完全改变了性格，变得很“狼”），甚至还会发生类似陕西少女麻旦旦、山东少女张旦、江苏少女金磊、河北少女吴小玲被强迫承认卖淫的极端事件（详见《法律服务时报》02年11月22日第16版）。这几位可怜的女孩子最终的清白都是无一例外地通过“处女膜完好”的鉴定结论而获得的。这不能不说对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极大的嘲讽，如果一个人的清白必须要通过处女膜鉴定这种原始的、野蛮的、侮辱人格的方式来证明，那只能认为我们这个社会还处于蒙昧的状态。至于说因刑讯逼供而造成的冤狱事件，相信法律界的人士一定不会认为仅仅是极个别的现象，也相信只要留意央视《今日说法》栏目及《法制日报》、《中国律师》等报刊的人对此都不会陌生。……
如何有效地防止国家权力任意干涉个人自由的情况发生，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所不得不严肃地思考并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笔者拙见，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
1．必须制定良好的法律和建立良好的制度
自由只有依靠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才能存在，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制度之间相辅相存不可偏废。“良好的法律”一直是人们所向往的目标，古希腊先哲亚里斯多德在论及法治的第二层涵义时，即指出“得到普遍遵守的法律本身应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这里的所谓“良好的法律”，指的是那种体现公平、正义精神与理性价值的法律。它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时必须公正和真正地体现民意，对此，马克思曾论述道：“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如果制定出的法律本身就是不公正、不理性的“恶法”，那么人民的自由又怎么能依靠它来保障呢？
就法律和制度来说，两者之中，法律是基础，但往往制度更直接地对自由产生作用。诚如总设计师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小平同志朴实的话语道出了制度的真谛。如果没有制度的保障，权力如果不被制约，那么权力被滥用侵犯个人自由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而且被侵犯者毫无抗争的余地。例如，笔者就有两次在火车上和路上遇到警察查身份证的情形，你根本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因为在强权面前所有的公理都是苍白的，“枪炮说话的时候，缪斯保持沉默”，换句咱们中国的古语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另外，对自由来说，人类的历史已证实，自由往往只是一种奢侈品，仅仅只存在于现代社会中。而现代社会中，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三者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割裂任何一个方面其他方面都不可能存在。如果不同时具备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三个条件，这个社会也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近思我国的情况，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步确立起来。在法制建设方面，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并将其写入党章和宪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现改革一度曾被提起后又被搁浅，至今一直未被提及。事实上，如果政治体制上的一些弊端不革除，仅仅靠颁布大量的法律法规绝不可能切实解决当前的清除腐败、保护国有资产不被侵吞、消除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保护公民个人的权利与自由等严峻的社会问题，我们的社会也不可能因此而过渡到现代社会，因为法律颁布后如果不被遵守的后果往往比没有法律还更要糟。到了今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已落到我们的肩上。是主动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消除腐败、实现社会公平，消弥社会危机和动乱的因子，还是继续待下去，最后，被动地选择改革。近代中国从戊戍维新到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以及近代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应该可以作为可资借鉴的经验。古希腊谚语说得好“愿意的，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命运推着走”，值得我们深思。
2．必须对人民进行启蒙
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无法在一个民众观念落后、守旧的国家生根，自由之花也同样无法在一个民众不知民主、自由、权利为何物的国度盛开。因为，“实现政治自由的最大危险不在于宪法不完备或者法律有缺陷，而在于公民的漠不关心”，因此，我们全面深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对人民进行启蒙，提高人民的权利意识与法律意识。当前，也进行了一些诸如“扫盲”、“送法下乡”、“普法”等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往往只注重形式，流于走过场，例如，“扫盲”仅仅就是教“文盲”识几个汉字，普法往往就是发几个法律法规单行本或宣传资料，解答群众几个诸如离婚、继承、家庭暴力、财产纠纷等法律咨询，然后新闻媒体报道一下就完事了。实际上，真正的扫盲应是不仅“文盲”要扫，“法盲”、“权利之盲”更应该扫，“普法”也不仅仅是要做以上的那些基础工作，更为重要的是要让群众从中理解法律的原则与精神，从而培养出信仰法律和服从法律的习惯。因为，“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守，仍然不能法治”（亚里斯多德语）。而且，伯尔曼也说过：“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是警察。”
近代中国从严复提倡“改造国民性”到梁启超鼓吹“新民说”，再到鲁迅先生弃医从文，梁漱溟先生身体力行搞“乡村教育”，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孜孜地追求着对民众启蒙的梦想。孙中山先生则在政治上具体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步骤。所谓“军政”即武力统一全国；“训政”即在全国统一后，国民党“以党治国”来充当国人的保姆，培训国人去逐渐适应民主政治，以培训国人具备民主社会中人们所必备的基本素质，最终以实现“宪政”的目标。但孙先生过早辞世，他所依赖的国民党后来变质，不再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后的富有朝气的国民党，“训政”也被歪曲沦为蒋氏独裁的法宝，孙先生的伟大设想也终成空谷绝响。近代中国亡国灭种、“瓜分豆剖”的严峻形势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们极大的压力，对中国的知识的分子来说，严峻的形势迫使反帝往往倒反封建、救亡压倒启蒙、革命声浪淹没改良呼声。急切严峻的形势使得启蒙的重要性无法为民众所重视也使得知识分子们无法专注于搞民众启蒙，因此，启蒙的任务始终也未能完成。
反思我们的近邻日本，近代日本从1856年“黑船事件”被迫开关后亦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与中国完全相同的历史命运。日本选择的是通过“明治维新”，是我们传统教科书所批判的那种自上而下发生的改良运动而不是备受赞美的自下而上的革命的方式来自救自强。通过明治期间知识分子发动的自由民权运动，大大地改造了原本愚昧不堪的日本国民。明治政府主动地引进了西方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并以此使列强放弃了对日本的治外法权。明治政府种种措施的采取，使日本在迅速强盛挤身西方列强的同时，既避免了革命的破坏而且又保存了国家的传统和权威。明治维新对西方文化采取的是全盘引进的，先吞下去再慢慢消化、吸收的方式。也许是严峻的形势和急于改变日本落后挨打的命运的压力，使得先进的日本知识分子无法去仔细思量、鉴别，也许是全世界只有日本这个民族才可以这样去移植异质文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虽然移植后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排斥现象，但是，日本最终移植成功了。而我们“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从近代一直争论到当前，问题却依然存在而且严峻。近年来，法律界也兴起了“法律移植”的讨论，实际上也是历史上中西文化之争的延续和进一步具体化，至今也没有也决不可能有定论。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当前的形势告诉我们，争论是无益的，对于已经成为公理的或为国际公约所包含的或为文明国家所普遍采用的先进的理论、观念和制度，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大胆地吸收。继续进行“体用之争”的争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引进西方文化，关键是应该行动了。
（谈到启蒙的问题，我是学历史的，联想到日本明治维新、韩国知识分子将韩国民众的开化归功于基督教的教化作用，以及魏源《海国图志》在中国和在日本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中国正统学术观点对待基督教的态度等等中外历史，使我不能自己，写了这么多题外话，有点跑题，见笑了！）
3．必须依法执法
政府必须依法执法，“法治意味着政府的全部权力必须都有法律依据，必须有法律授权。”过去，我们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无法可依”，现在由于改革开放进行了二十多年，大量法律法规的颁布使“无法可依”的时代已基本成为历史，现在突出的情况往往是“有法不依”。对于有法不依和以执法为名任意侵犯人民自由的枉法裁决者，耶林认为，“执行法律的人如变成扼杀法律的人，正如医生扼杀病人，监护人绞杀被监护人，乃是天下第一等恶”。
依法执法首先要求执法者严格按照实体法规定执法，而不能任意扩大和自我授权。同时它还要求执法者必须严格依据程序执法，没有程序的公正，实体公正的价值往往被削弱殆尽。法治社会中人们不仅要求正义，而且还要求“看得见的”正义，因此，宪法与法律中必须确立正当法律程序的原则，明确规定程序违法亦违法，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此外，依法执法还要求对执法者所拥有的行政权力从法律和制度上都必须予以必要的约束，尤其是对行政权力中管辖范围最广泛、最直接地与公众接触的警察权力必须予以制约。例如我国的公安部门，主管包括治安、交通等行政的、以及刑事侦查的工作。在行政管理方面，对于严重违法者，公安部门自已即可决定对其处以时间长达三年之久的劳动教养，而且到期后，还可以决定再延长一年！在刑事侦查中，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属大陆法系职权主义模式，在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中的保障社会安全的价值与保障人权的价值问题上首选安全价值，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公安部门赋予了极大的职权。除了逮捕这一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严厉措施需提请检察机关批准之外，其他所有的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包括剥夺公民自由最长可达37天之久的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和窃听等极容易侵犯公民自由的侦查手段）的采用，均由其自行决定，而不像一些西方国家的警察那样须事先取得法官签发的令状后方可采取。而且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无罪推定的原则并未得到完整的落实，刑诉法也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讯问时律师到场权等权利，那么，在“口供至上”、“有罪推定”等传统观念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审判政策的支配下，稍一不慎，极容易侵犯个人的自由。
4．必须选择合格的执法者
先贤荀子曾说过，“徒法不足以自行”。因为“所有的法律制度都苦于需要依靠个别的人来使法律机器进行运转和对它进行操纵。”因此，选择合格的执法者对一个法治社会来说至关重要。对此，柏拉图曾论述道：“如果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安置一个不称职的官吏去执行那些制定得良好的法律，那么这些法律的价值便被剥夺了，并使得荒谬的事情大大增多，而且最严重的政治破坏和恶行也会从中滋长。”因此，把好用人关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将人民所赋予的权力交给那些心术不正的、官本位意识浓厚的、不知人民权利和自由为何物的人是非常危险的，发生那种凌架于人民之上，任意发号施令与侵犯人民自由的事情实乃当然的结果。对于执政者来说，执政者必须具备高的专业素质与个人品德修养，“为政在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如果用人不当，则会发生那种虽然建立了现代制度，但“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手中变成一堆废纸”的后果。而且，如果人们总是得到一种“政府都不守法”的法律经验，将会从根本上摧毁人们关于法律的信念。反思我们社会中流传的“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你不服还真的不行”的用人方式、论资排辈的思维习惯以及腐败日益漫延的社会现实，我们社会的用人方式是否应该改一改了。
西安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条例
陕西省西安市人大常委会
西安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条例
（2007年11月1日西安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7年11月24日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维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国务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流动人口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跨区、县以上行政区域流动，在本市居住时间三十日以上的育龄人口。
第三条本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适用本条例。
户籍在本市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未央区、雁塔区、灞桥区并在上述区域内跨区流动的人口不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应当坚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优质服务的原则。
第五条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由其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人民政府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
第六条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实行综合管理。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纳入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并按照分级管理、分级负担的原则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经费按户籍人口人均经费的同等投入标准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七条各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公安、工商、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民政、教育、建设、房屋管理等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
第八条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奖励。
第二章职责
第九条各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制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的具体措施和目标责任考核办法，并负责组织实施；
（三）指导、监督、检查和评估有关部门落实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职责情况，严格执行计划生育奖惩制度；
（四）指导、监督、检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日常管理与服务工作；
（五）考核下一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
（六）查处流动人口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
第十条流动人口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流动人口进行人口和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二）查验婚育证明，建立育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档案；
（三）及时掌握流动人口生育变动信息，与育龄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建立经常性信息交流和协调制度，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的信息沟通和反馈工作；
（四）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村民委员会或者社区居民委员会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日常管理服务和统计评估考核；
（五）落实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各项制度，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管理、房屋出租管理、物业管理、市场管理和劳动用工管理等相关工作中；
（六）组织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或者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为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提供避孕节育、生殖保健服务，出具《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报告单》，并建立档案；
（七）与企业和事业单位签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责任书，指导、督促辖区有关单位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
（八）依法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十一条户籍在本市的流动人口，其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流动人口进行人口和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二）指导已婚流动人口在离开户籍所在地前落实避孕节育措施；
（三）与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签订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合同；
（四）为流动人口办理婚育证明、生育证明材料，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档案；
（五）与流动人口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建立经常性信息交流和协调制度，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的信息沟通和反馈工作；
（六）帮助实行计划生育的流动人口家庭，解决生产、生活、生育方面的实际困难，落实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奖励和优惠政策；
（七）依法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十二条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和管理服务工作。
第十三条流动人口现居住地的有关单位按照本条例有关规定，负责对相关流动人口实施经常性计划生育管理：
（一）流动人口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的，由用人单位负责；
（二）流动人口在商场、集贸市场内从事个体经营的，由商场经营者或者市场管理机构负责；
（三）其他流动人口由现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或者社区居民委员会负责，未设社区居民委员会的，由物业管理机构负责。
第十四条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单位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与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签订计划生育管理责任书，确定专人负责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二）配合查验婚育证明，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档案；
（三）督促已婚流动人口接受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展的避孕节育技术服务和生殖保健服务；
（四）发现流动人口育龄妇女计划外怀孕或者生育的，应当及时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告。
第三章管理与服务
第十五条各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属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务的原则，积极开展宣传教育、生殖保健和咨询服务活动，加强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质量的管理，满足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需求。
第十六条流动人口离开户籍所在地前，应当持合法的婚姻、身份证件及所在单位或者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开具的生育证明材料，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申请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三日内审核办理。
第十七条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居住满三十日的，自期满之日起七日内向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交验婚育证明。
第十八条流动人口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查验婚育证明时，对未持有婚育证明的人员，应当要求其在六十日内补办。
第十九条未办理婚育证明的流动人口符合下列条件的，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为其办理婚育证明，并及时将办理情况通报户籍所在地：
（一）经核实，婚姻、生育信息完整、准确的；
（二）在现居住地依法办理暂住登记一年以上，并且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
（三）已采取绝育措施的。
第二十条已婚流动人口应当每季度在现居住地接受避孕节育情况检查。节育措施失败的，应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从事避孕节育情况检查的机构应当是取得《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或者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保健机构。
已婚流动人口的节育情况，由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向其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通报。
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收到现居住地的《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报告单》后，不得再要求其回户籍所在地接受避孕节育情况检查。
第二十一条公安、工商、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民政、教育、建设、房屋管理等有关行政部门在为流动人口办理有关手续时，应当按照规定查验婚育证明，对无婚育证明的，应当在查验后五日内向流动人口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通报。
第二十二条出租或者出借房屋给流动人口居住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政府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配合有关部门、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查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及时反馈有关信息。
第二十三条外来承包、施工、经营的单位应当自到达现所在地之日起十五日内与现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签订计划生育管理责任书。
第二十四条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或者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在为流动人口孕妇和产妇进行孕期检查及住院分娩时，应当要求其出示并登记生育证明和婚育证明，对无生育证明和婚育证明的，应当予以登记，并在五日内向所在区县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第二十五条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应当在怀孕三个月内持相关证明材料到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进行生育登记。
第二十六条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进行生育登记时，应当提交下列证明材料：
（一）夫妻双方的居民身份证以及现居住地公安机关提供的暂住证明；
（二）夫妻双方的结婚证；
（三）婚育证明或者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为其出具的婚育情况证明；
（四）现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或者单位为其出具的婚育情况证明；
（五）双方属离异后再婚的，应当附离婚协议书或者法院民事调解书、判决书。
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生育登记时，应当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核实有关情况，登记后应当及时将办理情况向户籍所在地通报。
第二十七条流动人口申请再生育的，依照女方户籍所在地有关规定办理。依法可以再生育的，怀孕后应当持户籍所在地发放的生育证到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登记。
第二十八条已婚流动人口免费享受国家规定的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第二十九条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统一组织免费避孕药具的供应、发放和管理。
流动人口可在现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或者单位免费领取避孕药具。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主管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一）无正当理由拒绝或者拖延办理婚育证明、生育审批手续的；
（二）办理婚育证明时乱收费用的；
（三）提供虚假的已婚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的；
（四）出具假婚育证明的。
第三十一条公安、工商、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民政、教育、建设、房屋管理等有关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责任的，由本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并给予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二条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单位，拒不履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职责的，由流动人口现居住地县级以上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拒不改正的，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流动人口未按规定期限交验婚育证明的，由现居住地县级以上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交验或者补办婚育证明；逾期拒不交验或者不补办的，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向未持有婚育证明的育龄流动人口出租或者出借房屋的，由现居住地的县级以上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由现居住地的县级以上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责令补签计划生育管理责任书，可以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拒绝、阻碍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对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生育子女的流动人口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按照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附则
第三十八条本条例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