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社会办医机构管理条例



　　(1994年7月14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4年12月21日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社会办医机构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0年9月25日天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对社会办医机构的管理，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保障公民健康，根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

　　(一)公民单独或者联合兴办的医疗机构；

　　(二)机关、部队、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单独或者联合兴办的向社会开放的医疗机构，但经市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除外。

　　第三条社会办医机构以救死扶伤、治病防病、保障公民健康为宗旨。

　　第四条社会办医机构必须遵守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接受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承担卫生行政部门依法规定的预防保健和其他社会公益任务。

　　第五条社会办医机构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六条对社会办医机构实行许可证制度，对社会办医机构执业人员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实施注册和管理。

　　第七条市卫生行政部门主管全市社会办医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

　　区、县卫生行政部门根据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社会办医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

　　公安、工商行政等有关部门根据职责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对社会办医机构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章设立与登记

　　第八条社会办医机构的设立与变更，应当以符合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有利于促进医疗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有序竞争为原则。

　　第九条单位或者个人设立社会办医机构，应当向所在区、县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属于区、县卫生行政部门审批权限的，由区、县卫生行政部门审批；属于市卫生行政部门审批权限的，由区、县卫生行政部门作出是否符合本区域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的说明，报市卫生行政部门审批。批准设立的，发给设立社会办医机构批准书。

　　第十条社会办医机构的名称，应当适合其性质与规模，并符合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命名规范。

　　第十一条新建、改建、扩建社会办医机构的设施，应当征得卫生行政部门同意，并由卫生行政部门对其设计等进行卫生标准审查。

　　第十二条社会办医机构执业，必须进行登记，领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

　　第十三条申请社会办医机构执业登记，必须具有设立社会办医机构批准书和与其开展的业务相适应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资金、设施、设备、场所，并符合相应医疗机构的基本标准，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第十四条社会办医机构的执业登记，由批准其设立的卫生行政部门办理。

　　第十五条在社会办医机构中从事诊疗工作的人员，须具有执业医师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经卫生行政部门依法注册，持有与其从事工作相一致的执业证。

　　第十六条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部门所属医疗机构的在职医务人员，未经其所在单位批准，不得在社会办医机构兼职。

　　第十七条社会办医机构的名称、场所、业务范围和主要负责人需要变更时，必须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第十八条社会办医机构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终止：

　　(一)被卫生行政部门依法吊销许可证的；

　　(二)主办单位决定撤销的；

　　(三)主要执业人员离任，致使无法开展正常诊疗业务的；

　　(四)个人开业者丧失行医能力的；

　　(五)其他原因应当终止的。

　　社会办医机构终止，应当向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第十九条社会办医机构设立、变更或者终止时，由批准机关予以公告。

　　第二十条许可证和执业证不得伪造、涂改、出卖、转让、出借。

　　第三章权利与义务

　　第二十一条社会办医机构享有下列权利：

　　(一)经批准登记的机构名称专用权；

　　(二)在批准的业务范围内自主管理；

　　(三)依法聘用和辞退从业人员；

　　(四)根据有关规定确定适合本机构情况的工资形式和奖金分配办法；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二十二条社会办医机构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

　　(二)承担卫生行政部门依法规定的预防保健和其他社会公益任务；

　　(三)接受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

　　(四)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确保医疗服务质量；

　　(五)加强执业人员教育和培训，遵守医疗纪律、医德规范；

　　(六)执行财务、物价有关规定；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四章执业

　　第二十三条社会办医机构应当按照批准的行医地点和业务范围开展诊疗活动。

　　社会办医机构不得开展下列业务：

　　(一)计划生育技术、婚前检查、鉴别胎儿性别、人工授精业务；

　　(二)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有关传染病、性病诊疗业务；

　　(三)不适宜社会办医机构开展的其他业务。

　　第二十四条社会办医机构应当遵守药品管理、传染病防治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加强管理，教育和培训执业人员，做好医疗事故或者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

　　第二十五条社会办医机构不得从事下列行为：

　　(一)将非药品充作药品或者将自费药品作为公费药品；

　　(二)以给回扣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扩大业务；

　　(三)借用其他单位、个人的票据、印章，或者将本单位的票据、印章出卖、转让、出借给其他单位、个人；

　　(四)开具虚假证明；

　　(五)假借行医进行封建迷信活动，或者以其它非法手段骗取钱财；

　　(六)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

　　(七)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不得从事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六条非医疗机构不得向社会提供医疗性服务。

　　第二十七条任何人不得摆摊设点或者走街串巷行医贩药。

　　第五章监督管理

　　第二十八条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社会办医机构的监督管理，其职责是：

　　(一)审批社会办医机构的设立与变更，进行执业登记，核发许可证；

　　(二)依法核发执业人员相关执业证；

　　(三)对社会办医机构设施的设计等进行卫生标准审查；

　　(四)制定社会办医机构管理方面的规定、制度；

　　(五)制定社会办医机构的医疗以及服务质量标准，并监督实施；

　　(六)审查社会办医机构的医疗广告；

　　(七)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实施处罚；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二十九条卫生行政部门设社会办医机构监督员。社会办医机构监督员执行卫生行政部门交付的任务。

　　第三十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有权向卫生行政部门检举。

　　第三十一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游医药贩或者无许可证、执业证者，提供行医场所等条件。

　　第三十二条社会办医机构的医疗广告，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医疗广告管理的规定，发布前应当由卫生行政部门对其内容进行审查，并出具证明。

　　发布医疗广告，不得擅自改变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查同意的内容。

　　第三十三条卫生行政部门依法对社会办医机构实施监督检查时，被检查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检查和隐瞒真实情况。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对违反本条例的社会办医机构，卫生行政部门依法给予下列处罚：

　　(一)警告并限期改正；

　　(二)没收违法所得；

　　(三)没收执业器械、药品、宣传品；

　　(四)罚款；

　　(五)责令停止执业活动；

　　(六)吊销许可证、执业证；

　　第三十五条对摆摊设点或者走街串巷的游医药贩，由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并实施现场处罚。

　　为游医药贩或者无许可证、执业证者提供行医场所等条件的，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处罚。

　　卫生行政部门在实施前两款规定的处罚时，公安、工商行政部门应当给予协助。

　　第三十六条社会办医机构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发布医疗广告，或者新闻单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以新闻报道形式刊播有关医疗广告，工商行政部门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七条当事人对卫生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既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又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八条社会办医机构发生医疗事故或者事件的，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九条对故意扰乱医疗秩序或者妨碍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假借行医进行迷信活动诈骗、勒索财物的，由卫生行政部门或者公安部门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社会办医机构监督管理人员营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附则

　　第四十二条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本条例自1994年9月1日起施行。本条例公布前已经批准开业的社会办医机构，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3个月内重新登记。



析王某某挪用公款案兼论挪用公款的主体问题
作者：景宝峰、郭小锋、李旺城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某某在任太平洋保险公司顺义支公司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曾先后从北京市腾丰禽类加工厂（太保顺义支公司"小金库"）帐户上私自挪用公款24万元和9万元，用于个人购买轿车和安居理财保险。
王某某系太平洋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全国性公有股份商业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人事关系及档案由北京分公司统一管理。并于1998年被聘任为太保顺义支公司副经理。
二、争议焦点
对于本案存在的主要争议在于如何认定王某某的主体资格。
三、法院判决情况
法院认定王某某系太平洋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委托其管理、经营顺义支公司非国家工作人员，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2月作出的《关于对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挪用国有资产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规定：“对于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国有资产归个人使用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72条第1款的规定定罪处罚”，判处被告人王某某挪用资金罪。
四、评析意见及学理分析
国家工作人员主体问题，在刑法理论界一直存在许多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是一个认定的难点，从王某某挪用公款案的审理过程来看，造成检察机关与法院不同认识的原因在于王某某是否是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我们下面结合该案对这一论题以及挪用公款主体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判定国家工作人员的一般侦查理论及本案的分析
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一般采用“身份论”即查明犯罪嫌疑人的主体身份，这是最为直接的思维模式。因为挪用公款罪其构成要件中犯罪主体必须是特殊主体——国家工作人员，故侦查人员多以身份为导向进行侦查，而身份之认定又是以所属单位性质为侦查的突破口。众所周知，司法实践中对单位性质的认定多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即到工商管理部门查阅该单位所登记的性质，若为国有性质则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1]。这种理论基础和侦查方式，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表现为计划经济体制下要么为国有公司、企业[2]，要么为私有公司、企业，其分水岭十分明显。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对国有公司、企业的认定不再那么简单，其原因有：一是新旧体制处于更替阶段，一些公司、企业管理较为混乱。例如大量“挂靠”现象存在，名为民营企业，实为事业单位的下属单位[3]。二是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规范法人治理结构的利益主体的出现[4]，最为典型的是国有股份公司，也是现在国企重组和改革的主要方向，此种情况将给刑法理论带来新的研究课题。
本案中，王某某任职太平洋保险公司顺义支公司经理，而太平洋保险公司顺义支公司系为国有股份公司，侦查人员依此认定王某某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该案庭审和法院最终判决却认定王某某系太平洋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委托其管理、经营顺义支公司的人员，实属非国家工作人员，主要依据北京分公司曾与王某某签订一份聘用无固定期劳动合同，因此认定王某某是一种受委托行为，从而否认了侦查机关的认定结论。
（二）对劳动合同定位之分析
目前国有企业顺应时代呼唤，纷纷进行转制和改革，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是在企业与职工之间采取“双向选择”的合同聘用机制，并在全国各大企业中得到普遍推广和应用。该项制度最大特点是打破国有企业原有的身份观念，通过劳动合同的方式来激活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应该说对企业的自身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尽管合同制打破了身份观念，但是有合同关系的存在是否就否认其身份关系，不尽其然。依据《刑法》第93条第2款之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由此表明，合同制仅仅打破国企职工的身份思想防止产生惰性，而并非否定其实质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因为即便与国企签订劳动合同，但只要在国企中“从事公务”则同样可以依据《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规定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本案中，被告人王某某虽与太平洋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之间签订劳动合同，但是王某某所从事的工作系属国有公司公务行为，可以直接援引《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规定，认定被告人王某某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
（三）“委托”认定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认为，劳动者在企业内部的不同分支机构工作的，很多情况下都是用人单位的调动，其工作最终都是为同一个企业服务的[5]，具有委派之性质。现在许多企业多以聘用合同的委托来掩盖其委派之意即名为委托实为委派，无形中为犯罪嫌疑人实施挪用公款提供了抗辩的理由。鉴于这种关系的复杂性，我们建议凡采用聘用合同进行委托的，应遵循事先公示解除了受托人已有的人事关系，然后再进行聘用的程序，而不是如本案被告人王某某在受聘于太平洋保险公司顺义支公司经理期间其人事关系仍然由北京分公司统一管理，而等案发后却拿着聘用合同来否认。所以，我们采用堵口的方法，来解决侦查角度与公司实际管理之间的冲突，从而排除人事关系（户口、档案）与劳动合同之间相互矛盾的证明力[6]。
其实，本案只要能够证实被告人王某某是从事公务行为以及所任职的太平洋保险公司顺义支公司为国有企业，就可以依据《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规定认定其为国家工作人员，则完全可以排除《批复》的适用。
（四）关于《批复》之评析
1、现行刑法规定挪用公款罪其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不包括共同犯罪情形）。而《批复》中规定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国有资产归个人使用构成犯罪的，明确指出其主体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勿庸质疑应按挪用资金罪论处。
2、刑法中挪用公款所侵害的直接客体国有财产的使用权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经体系化分析可排除委托国家工作人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之义，因为如果委托国家工作人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一旦行为人实施挪用行为，可直接援引刑法第384条挪用公款规定进行定罪量刑，故不存在委托国家工作人员的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批复》将受委托人员界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实属画蛇添足，且容易产生误解。
（五）贪污罪主体与挪用公款罪主体应当一致
根据现行刑法规定，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主体是有区别的，即挪用公款罪的主体限于国家工作人员，而贪污罪的主体除国家工作人员以外，还包括《刑法》第382条第2款规定的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7]。修订后刑法之所以对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主体范围作出不同规定，并非立法疏忽，或出于立法技术考虑，而是立法者有意作出区别性规定。首先，《刑法》第384条规定的挪用公款罪主体为纯正国家工作人员和不纯正国家工作人员（准国家工作人员）；其次，《刑法》第382条第2款规定的受委托人员显然既非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也不是“准国家工作人员”，否则，本条款的规定就纯属重复和多余；第三，受国有单位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资产的人员作为贪污罪主体被确定下来，是出于严惩贪污犯罪，更为广泛地保护国有财产的目的[8]。
我们认为，在理解法律条文时切忌机械化。根据现行刑法规定，的确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主体在字面上有区别，但是并不意味着两者本质上是不一致的，其理由为：
第一，《刑法》第382条第3款对贪污罪之共犯作出明确规定，而《刑法》第385、388条并没有规定受贿罪的共犯。能否依此否认受贿罪之共犯呢？显然不成立。我们认为刑法总则是刑法分则扩张事由[9]，为分则提供一些普遍性的规定。所以，尽管受贿罪未对共同犯罪作出规定，但我们可以依据刑法总则中关于共同犯罪基本原理认定受贿罪的共犯。相反，如果《刑法》第382条并未对贪污罪共犯作出明确规定，仍然可以依据共同犯罪原理加以认定，而《刑法》第382条之所以添加第3款目的是为提请司法工作人员注意。
第二，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所侵害的法益主要区别为：贪污罪侵害的法益乃国有财产的所有权，而挪用公款罪所侵害的法益是国有财产的使用权。至于另外还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这一法益是共同的。据此可知，两者所侵害的对象均为国有财产，而所有权与使用权之别主要体现在作案手段和主观意志的不同，与犯罪主体身份没有关系。而恰恰“廉洁性”决定了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之主体须为国家工作人员这一特殊规定。
第三，《刑法》第382条第2款中规定：“受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基于刑法理论界对“公务行为”与“劳务行为”之别：从事经营、管理等工作的一般认定为公务行为，而从事生产、运输等工作的一般认定为劳务行为[10]。那么《刑法》第382条第2款所规定的主体符合《刑法》第93条第2款之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第四，贪污罪的主观恶性的确大于挪用公款罪，但若以此来说明贪污罪的主体应比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更为广泛，进而体现对国有财产的保护，只能是臆断。司法实践表明，挪用公款一般涉案数额比较大，并且挪用后至判决前仍未归还或仍未完全归还的也比较多，其从客观上看，与贪污占有致使国有财产流失没有本质区别。所以，不管是国有财产的所有权还是使用权应同等加以保护，而不是人为地另设炉灶。
（六）国有企业、公司的认定
国有企业、公司的认定将成为职务犯罪司法实践的焦点和难点，因为实践表明挪用公款罪主要集中在国有公司、企业。另外，更为关键的是经济发展给刑法学尤其是经济案件带来巨大冲击，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国有公司、企业绝大多数将改制为多元投资主体的混合所有制公司，由于其国有性质难以认定，因而，其“从事公务行为”的人员能否成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也存在较大的分歧：第一种观点认为，在混合所有制单位中，只要国有股份占相对控股，就应视该公司为国有公司，其中“从事公务行为”的人员便可作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第二种观点认为，在混合所有制公司中，只有在国有股份占绝对控股的情形下（占50％股份 + 1股以上），其单位才能视为国有公司，而其中“从事公务行为”的人员才有可能成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11]；第三种观点认为，只有国有独资企业、公司中“从事公务行为”的人员才可作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
我们认为，这不是单纯的刑法学问题，其中严格解释、合理解释等并不能够对此自圆其说。其实更为主要的是社会政策和刑事政策问题，经济的发展需要不同的社会、法律政策与其配套而行，才能保证经济稳固向前发展，因此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对国有公司、企业认定的理念也是不同的：（Ⅰ）计划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阶段，公司、企业可分为国有、集体、私营三部分，其形式简单、标准明显，因而在这一时期对国有公司、企业的认定基本上不存在问题。（Ⅱ）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初始阶段，公司、企业纷纷进行改制、重组以便向现代企业模式靠拢，其公司、企业内部结构和运作发生很大变化，表现为国有的民营化、集体的民营化趋势，那么这一时期认定国有公司、企业就要结合当前的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水平以及改制后公司的实际运作模式等因素全面、综合进行评价。（Ⅲ）基本完成经济改革的过渡阶段，公司、企业基本实现国有资本与外来资本以及私有资本的有机融合，并且实现法人治理结构模式，到那时国有公司、企业的认定就应严格界定为国有独资公司。
结合本案，被告人王某某所在的太平洋保险公司顺义支公司系属国有股份公司，而就目前经济发展的理论和现实来看，国有股份公司的企业模式仍处于一种完善和探索阶段，并且多数还是以国有性质为主导，其运作方式也主要还是以前模式（行政色彩较为浓厚）。鉴于此种情况，我们认为，将太平洋保险公司顺义支公司认定为国有性质的公司、企业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至于五年或者十年后能不能认定值得探讨。所以，应采取一种动态的方式来认定，才能适应动态的经济发展。

注释：
[1] 全国人大常委会1988年1月《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将挪用公款罪的主体表述为“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产的人员”
[2] 在当时那种经济结构体制下，国有公司、企业所占比例相当大，而私营公司、企业仍处于一种抑制状态。所以，相较之下那时的经济案件更多、也更好办理。
[3] 表现为该公司、企业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是某民营企业的分公司，但是实际出资、人员安排以及经营核算都是直接隶属于事业单位，只是年度交纳挂靠费。
[4] 参阅《江泽民“5.31”重要讲话学习读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
[5] 参见黄宁 著《劳动合同若干实践问题研究》载于《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2年第4期，p82
[6] 人事关系则证实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资格，而劳动合同则证实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之身份，只是作为社会人员接受国有公司、企业之聘用和委托。证明的方向是相反的，如果无法排除其合理怀疑，则本着有利于被告人的基本原则，应认定为一种委托关系，本案法院判决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就要将合同证明完全明确化，实质上是堵住相反证明的关口，让委托的企业将受委托人的人事关系先予以解除，后在用合同加以聘用，这样人事关系可以证实其身份，并具有说服力。
[7] 参阅龚培华 著《挪用公款罪若干问题研究》载于《犯罪研究》2001年第3期，第 7 页
[8]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 刘中发 著《受委托经营、管理国有财产的人员能否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主体》。
[9] 引自陈兴良语：“行为人实行分则构成要件之行为，才是实行行为，将共犯排除在正犯之外。如果没有刑法总则关于共犯之规定，不可按照分则的构成要件之行为进行处罚，正是因为总则为共犯提供刑罚依据，才使得可以对共犯进行刑罚处罚。所以总则是刑法扩张事由”。（摘自“共同犯罪”课堂讲稿）
[10] 参阅赵秉志、肖中华 著《贪污罪中“从事公务”的含义》载于“正义园”网站。
[11] 参阅龚培华 著《挪用公款罪若干问题研究》载于《犯罪研究》2001年第3期，第 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