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人大常委会


昆明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


（2009年10月30日昆明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2009年11月27日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

　　昆明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22号)

　　《昆明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于2009年10月30日昆明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09年11月27日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

　　昆明市人大常委会

　　2009年12月4日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昆明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的决议

　　（2009年11月27日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查了《昆明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同意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这个条例，由昆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减少和遏制职务犯罪，促进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公正、廉洁履行职责，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职务犯罪，是指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犯罪。

　　本条例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第四条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应当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坚持教育、制度、监督、自律并重的原则，采取内部预防、专门预防和社会预防相结合的方式。

　　第五条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应当建立单位各负其责，各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公民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

　　第六条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实行领导责任制，并列入政风行风评议和各单位年度考核的内容。

　　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负责本单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单位主要负责人为预防职务犯罪第一责任人，其他负责人按其分工负直接领导责任。

　　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公安机关、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应当结合各自职能，组织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第七条 市、县（市、区）应当建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导协调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通报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情况。具体工作由同级人民检察院负责。

　　第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第二章 重点与职责

　　第九条 预防职务犯罪的重点对象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和易发、多发职务犯罪工作岗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相关行政管理工作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

　　第十条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重点是：

　　（一）行政审批和行政执法活动；

　　（二）公安、检察、审判、刑罚执行机关的执法、司法活动；

　　（三）国家工作人员的招聘、录用、调动和选拔任用；

　　（四）公共投资项目的规划和建设；

　　（五）招商引资、招标投标、土地出让、征地拆迁、产权交易、政府采购；

　　（六）滇池治理等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国土资源开发；

　　（七）财政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八）国有企业的经营、重组、改制、上市和破产；

　　（九）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

　　（十）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安全生产、教育、医疗、卫生、食品药品监管等涉及民生的工作。

　　第十一条 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负责本单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建立、完善并落实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制度和措施，确定相应机构、专人负责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二）组织开展本单位、本系统预防职务犯罪的宣传和教育；

　　（三）参与检察机关组织建立的预防职务犯罪网络，及时提供职务犯罪预测预警信息；

　　（四）发现职务犯罪隐患，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五）接受有关机关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指导、监督和检查，并对所属部门和下级单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

　　（六）其他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职责。

　　第十二条　检察机关在指导、监督其他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结合执法办案，开展案件预防工作；

　　（二）落实职务犯罪预测预警工作机制；

　　（三）组织建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网络，指导有关单位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四）发挥警示教育基地作用，组织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宣传教育，提供法律咨询；

　　（五）针对职务犯罪发生的原因、特点和规律进行预防调查，提出预防对策和建议；

　　（六）建立职务犯罪信息库，管理和完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受理社会查询；

　　（七）其他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职责。

　　第十三条 审判机关、公安机关、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在结合工作职能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落实职务犯罪预测预警信息交换机制；

　　（二）结合案件办理，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宣传教育；

　　（三）及时向检察机关移送职务犯罪线索；

　　（四）其他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职责。

　　第十四条 国家工作人员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其他相关规定，加强自我防范，接受预防职务犯罪教育、监督和管理。

　　担任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应当遵守和执行定期述职述廉、个人重大事项报告、财产收入申报、任职回避、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廉政谈话、引咎辞职等制度，并加强对近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监督和管理。

　　第十五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应当制定并落实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制度和措施，加强对其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相关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并接受有关机关的指导、监督和检查。

　　第三章 措施与保障

　　第十六条　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当采取下列措施预防职务犯罪：

　　（一）实行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

　　（三）加强对财政预算资金、国债资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用、社保资金和其他资金收支情况及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审计监督；

　　（四）对市政、水利、交通、电力、通讯等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及政府采购、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和产权交易等依法实行招标投标或者拍卖；

　　（五）对人事、财政、行政审批、资金项目管理等工作中易发、多发职务犯罪岗位的工作人员加强监督；

　　（六）其他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措施。

　　第十七条 公安、检察、审判、刑罚执行机关在执法活动中，应当遵循法定权限和程序，公开职权范围、办案程序等事项，规范执法、司法行为，落实执法、司法责任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八条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应当采取下列措施预防职务犯罪：

　　（一）建立健全重大投资、资产处置、资金调度、企业改制、人员分流、利益分配和其他重要经营活动决策、执行的监督管理制约机制；

　　（二）实行厂务公开制度，企业的财务活动和企业负责人的经营管理行为要接受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和监事会的监督；

　　（三）建立健全国有企业及国有资本占控股地位、主导地位企业领导人员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

　　（四）加强对人事、财务、物资供销、工程建设等重要岗位人员的管理和监督。

　　第十九条 检察机关、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依法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如实、及时地提供与预防职务犯罪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财务账目，进行查阅或者复制；

　　（二）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就预防职务犯罪事项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

　　（三）责令有关单位和人员停止违反法律、法规和行政纪律的行为；

　　（四）建议有关机关对有违反法律、法规或者严重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暂停其执行职务。

　　第二十条 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在依法行使职权时，发现有关单位制度不健全，管理不规范的，有权以书面形式提出检察建议、司法建议、监察建议、审计建议，同时抄送被建议单位的上级机关。

　　被建议单位应当及时整改，并于收到建议之日起30日内向提出建议的机关书面反馈整改情况。

　　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应当对被建议单位整改情况进行实效评估。

　　第二十一条 司法行政、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部门应当开展预防职务犯罪的宣传教育活动。

　　国家工作人员教育培训机构应当将预防职务犯罪列入教育培训内容。

　　第二十二条 新闻媒体有权对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及其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舆论监督。

　　第二十三条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及其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监督，有关单位对举报线索应当依法调查处理；涉嫌职务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检察机关。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实名举报职务犯罪线索，经查证属实的，给予奖励。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为举报人保密，不得泄露举报内容，不得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本条例规定，致使所属国家工作人员发生职务犯罪被人民法院判处刑罚的，由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予以问责。

　　第二十五条 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问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发现本单位人员涉嫌职务犯罪，不查处、不移送或者隐瞒不报的；

　　（二）干扰、阻碍新闻媒体依法开展舆论监督的；

　　（三）对举报不受理、不处理，泄露举报内容以及不为举报人保密或者打击报复举报人的；

　　（四）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有关文件、资料、财务账目或者其他有关材料的；

　　（五）提供虚假材料和情况或者隐瞒有关材料和情况的；

　　（六）无正当理由拒绝就预防职务犯罪事项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的；

　　（七）收到检察建议、司法建议、监察建议、审计建议后拒不整改，或者在规定期限内未向提出建议的机关反馈整改情况的；

　　（八）违反本条例的其他行为。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




　　【内容提要】本文拟从检察权的定性、内容和我国检察工作的司法规律内涵入手，探索二者的本质,结合时代要求探讨科学配置检察权的必要性。笔者针对现有检察权配置中存在的薄弱点进行分析，并尝试充实、改进和完善现有检察权配置，以达到反映、体现司法规律的目的，最终促进社会和谐。
　　【关 键 词】检察权 配置 司法规律 和谐

检察权的科学配置是完善检察工作机制的重要课题，它也是检察制度有效运行的前提。万事万物皆有规律，检察工作也有其自身的规律可循，只有在配置检察权的过程中反映和体现司法规律，才能真正谈得上是科学、合理地配置检察权。当前，检察权在定位、实践中都存在诸多不足，在某些方面没有很好地遵循司法规律。笔者拟通过本文探讨检察权的实质、我国检察工作司法规律的内涵及如何科学、合理配置检察权，以满足十七大对司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促进检察职能的有效发挥。同时，笔者也认为，合理配置检察权所依据的司法规律应具有我国独有的特色、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所谓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这个道理。
一、检察权的性质及内容
谈到检察权的配置如何反映和体现司法规律，首先必须明确检察权的实质是什么，通俗的说法就是“检察权是什么”。围绕“检察权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来探究它的性质和内容。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理论界对检察权性质的界定众说纷纭。检察权性质的清晰界定关系到检察机关自身的定位和检察改革的方向问题，性质的界定发生偏差，势必全盘皆乱。目前理论界有四种说法，无论是行政权说还是司法权说，抑或是司法、行政双重属性说，或是法律监督权说，都没有很好地界定清楚检察权的实质所在。检察权的性质是由国家的政体决定的。前三种观点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基础之上的，没有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三足鼎立，又何来检察权在立法权与司法权或是两者皆有之间的艰难抉择呢？诚然，检察权不是立法权，但也绝不能模糊化地包容进其他两种权力之中。
首先，检察权不是一种行政权。纵观西方国家的检察机关设置和我国的检察院组织形式，无论它是以何种形式存在，是隶属或是独立存在，均不是作为一般的行政机关来运行和管理的。再则，一旦检察权沦落为行政权的一种，那么它的监督功能和制约功能就将荡然无存，极易被各级行政权力机关操控，从而滋生腐败、丧失其存在的作用和意义。再则，检察权所包含的一切职能均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授予，检察权的产生与最高行政机关没有任何关系，不可能是行政权的一种。
其次，检察权不是司法权。持司法权说的学者认为检察官与法官本质上是一样的，仅仅是职务上的分工不同，二者具有等同性，检察官与法官一样执行着司法领域的重要职能。狭义的司法权仅指审判权，检察权是与审判权截然不同的一种权力但又不得不依附于审判权而得以实施，有“准司法权”之说。但“准司法权”毕竟不同于“司法权”。审判权更多的是对实体的裁量，而检察权更多的是对程序的裁量，比如对审查批捕的案件必然做出批捕或不批捕的决定，对审查起诉的案件必然做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对审判机关的判决必然做出抗诉或不抗诉的决定。这些决定都是程序性的，用时也是必然的。同时，除去以上权能之外，检察机关还享有侦查权和法律监督的权能等。
检察权将检察权勉强界定为行政权或是司法权，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的混合体，均是受到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局限所致。诚然，在三权分立学说的影响下，采用该学说的国家的达到了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制约和平衡的效果，但也将一些本不属于这三种权力性质的其他权力一股脑包纳进来，检察权就是在这种大前提下有了以上三种性质说法。在一些国家，检察权一个时期隶属于司法行政机关，一个时期又属于司法机关，它既是“带有司法色彩的行政机关”，又是“富含行政意味的准司法机关”，从而让检察权陷于尴尬的境地。
再次，检察权不是法律监督权。我国摈弃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结构，而是突破性、历史性地采用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而在根源上断绝了检察权非此即彼并的可能。在我国，检察制度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产生的，检察机关是国家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国家机关，检察院专门行使检察权，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根据我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检察院被定性为法律监督机关，部分学者也据此认定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认为这正是对实然状态的如实反映，但据此就将检察权定位为法律监督权也是缺乏法理依据、违背司法实践的。
第一，司法监督权并不能涵盖检察权的全部内容。对一个事物的性质进行界定，必须涵盖其全部或至少是实质性的内容，如果这个所谓的性质无法容纳它所定义的事物，毫无疑问，这个界定是存在问题的。
检察权包括公诉权、侦查权和监督权等诸多内容。其中，公诉权是指对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进行审查起诉或根据审查结果作出不起诉处理的权力，它既包括出庭支持公诉的权力，也包括对人民法院判决结果不予认同而抗诉的权力。侦查权是指检察机关有权对部分特殊案件进行直接受理和侦查，比如贪污贿赂犯罪、渎职侵权犯罪等。检察机关中专设反贪局、渎侵局对该类犯罪进行立案侦查。监督权也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之一，检察机关通过对刑事案件立案侦查活动、审判活动、裁判活动、裁判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从而达到制约审判及其后续执行情况的目的，实现最大程度上的公平正义。通过以上分析，仅以“法律监督权”来界定检察权的性质，是不够完满的，引用代数中的集合的概念，如果检察权是母集，那法律监督就是它的一个子集。
第二，监督权要求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不存在利害关系，二者之间的权力应该是完全隔离的。而检察机关一边代表国家提起诉讼，一边监督法官的行为，本身已失去监督者本该有的超脱和客观。同时，作为监督者，地位应该比被监督者更超然，但实践中检察机关相对于法院显然不具有这种优势地位。
第三，法律监督权与检察权之间并非完全重合。将检察权定位为一种法律监督权违背了检察权诞生之初公诉犯罪的本意，也无法解释检察机关享有对部分特殊案件的侦查权的事实。
因此，检察权也不是一种法律监督权。
检察权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检察权本身就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它不依附于行政权，也不附属于司法权，更不是二者的简单集合，当然也不能用法律监督权就能简单概括之。毋需给检察权扣上一个冠冕堂皇的头衔，检察权就是检察权，它的职能决定它的性质，它的职能随着社会的发展，顺应司法规律而发生微妙的变化，它的配置必须符合我国现时的国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服务。
二、检察工作的司法规律及现实要求
检察机关肩负着控诉犯罪、维护国家工作人员清正廉洁、监督法院审判工作等诸多重任，要恪尽职守就必须正确认识并自觉运用司法的客观规律，在配置检察权和行使检察权的过程中遵守司法规律。我们试图正确认识检察工作的司法规律并以之为依据配置检察权时，必须立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国情，以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思想为指导，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创建和谐社会的契机，才能真正把握检察工作的司法规律。
规律似乎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似乎不应受时间和国界的约束，实则不然，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规律有两种，一种是自然规律，它的运行和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另一种是社会规律，它包含了人为因素并受其影响。司法规律是一种社会规律，它受到时代、政治和国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国与国之间，甚至是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解读。我们在此探究如何配置检察权才能反映和体现司法规律，首先应该解读现今我国国情和发展诉求对司法规律的影响。
我国处于改革开放渐入佳境的新时期，经济发展、社会变革、贫富分化加大、社会矛盾逐渐尖锐，既带来正面的经济腾飞，但也带来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在矛盾凸显的今天，党提出“和谐社会”的号召，只有化解矛盾、促进和谐，才能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保驾护航。我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变革期，新的理念和思维在不断产生、发展，党又提出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破除僵化的思维模式。检察机关的职能和使命决定了它站在处理社会消极面影响的风头浪尖，如何促进和谐，如何变通思想，只有突破了这两个难点，才能真正理解我国检察工作的司法规律，从而合理配置检察权。
第一、检察工作必须以公平正义为诉求。检察权的设置必须符合维护公平的原则，检察权中的法律监督权即是对公平正义的保障。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权的前提是其具有实质上的独立身份并享有监督者的优势地位。但在实践中，由于检察机关的独立身份没有得到实质上的保障，法律监督权更多停留在理论范畴。实际上，不但没有系统的制度和细化的法律规定对法律监督权予以规范，相反，检察机关相对于法院而言并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对审判进行监督多体现在抗诉一项，甚至于抗诉而言，每年也是凤毛麟角。此外，检察机关的双层领导体制、地区财政拨款的经费模式，使检察机关受制于地方行政机关的控制，监督权的行使举步维艰。
第二、检察工作必须以和谐为导向。检察机关的第一要务就是打击犯罪、消除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所谓“和谐”就是指存在差别的各个成分可以相互协调地联系在一起。促进和谐、建立法治社会本就是检察工作的应有之义。检察权的设置也应趋向于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为此，检察院在处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应当尽量通过调解的办法解决矛盾纠纷，做到能调则调，调诉结合，案结事了，努力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和睦。
第三、检察机关必须加强侦查职能，大力打击职务犯罪。我国古代对职务犯罪问题就非常重视，从法家的“治吏思想”到朱元璋的“剥皮实草”，历朝历代都注意打击职务犯罪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职务犯罪问题日趋严重，加大打击腐败问题符合我国的司法规律。腐败问题成为国家机器上的“眼中钉”、“肉中刺”，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切实改进党的作风，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建设。
综上所述，检察工作的司法规律即在于检察机关如何运行才能最大限度满足现实的要求和既定的诉求，如何才能符合检察权自身定位的要求。笔者通过以上论述，理清了检察权的定位和司法规律对检察工作的要求，在以下篇幅中，笔者拟构建理性的检察权配置。
三、关于检察权合理配置的法律构想
为使检察权的配置能反映和体现司法规律，提高检察机关的职能水平和工作效率，对检察权的配置必须重新思考。考虑检察权的合理配置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如何改变我国现有的检察机关设置模式。现有的类似行政机关的级别设置、晋升模式和财政来源无法保证检察权各项权能的贯彻落实，更使检察机关的定位陷入尴尬的境地。不破不立，唯有改变现有模式，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检察权对行政权的依赖从而实现实质上的独立。
第一、改变现有的检察长和检察官任命、任职程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产生由最高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任命并对其负责，地方各级检察院的检察长由上一级检察院的检察长提名，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任命并对其负责。各级检察院的检察长和检察官受到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第二、取消检察人员的行政职级，按照《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的法律职务来管理检察人员。长期以来，法律职务与权、责、福利的脱钩不仅混淆了检察人员与一般公务人员的区别，而且容易助长官本位思想，不利于检察官队伍的业务建设和检察文化建设，对检察权的行使有害无利。
第三、建立检察官和事务官两套管理系统，两者的任免、考核、奖惩模式完全不同。给检察官配备专门的助理和协勤，各司其职，使事务上的处理为业务上的精进服务。
第四、改变检察机关经费由地方财政拨款的模式，改由中央财政拨款。这样可有效防范地方势力对检察权行使的牵制。建立有别于公务员的检察官工资序列，建立健全可行的激励机制，激发检察官提升业务水平的能动性。
实现以上前提之后，笔者拟探讨如何配置检察权以反应和体现司法规律。诚然，我国目前的检察权配置尽管存着问题，但其职能性质与我国的国情还是基本相符的，弊端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检察机关设置模式上的问题，在修正设置模式之后再来谈检察权的重构，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完善。
（一） 拓展公诉权能
拓展公诉权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拓宽公诉权的广度，一拓深是公诉权的深度。
1、从拓展公诉权的广度入手，赋予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权。为何应当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行政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力？有两种理论支撑：一是基于检察机关依法享有法律监督权能从而衍生的对行政权的制约功能；二是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是基于对国家及社会利益的代表性。赋予检察机关行政诉讼权、民事公益诉讼权具有必然性和迫切性。
其一、行政违法现象层出不穷，司法制衡势在必行。二战后，各国纷纷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和对社会的控制，行政机关空前发达，行政权力不断膨胀。我国没有三权分立的权力制约，检察权中尽管包含了法律监督的权能，但并没有落实到具体、细化的法律规定中，对行政权的制约更是薄弱。我国创建了由普通法院对政府行政行为中程序违法部分进行监督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政机关的行政违法行为。但法院对违法行政行为的审查具有局限性，因此将检察机关引入行政诉讼具有重大意义。
同时，行政法维护的是一种公法关系，公法关系维护的不是个人的利益，更重要在于促进公共利益。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仅从程序上进行考量是欠妥的，行政诉讼的目的不仅是为挽回行政相对人的损失，更多是从行政法的角度审查行政行为实体内容的合法性从而达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目的。此外，行政诉讼对没有特定受害人、损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因无人提起诉讼而不予监督是存在问题的，检察机关应对该类案件提起行政诉讼。
当然，检察机关并不是针对任何行政诉讼都越俎代庖地行使诉讼权。对于有受害人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案件有合法的原告，检察机关不便于行使诉权；对于行政决定违法，没有具体行政相对人或是对具体行政相对人有利但却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由检察机关行使诉讼权，维护公共利益。
其二、公害案件屡有发生，检察院行使民事诉讼权存在必要性。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问题被抬上前台。国家提倡可持续发展，反对以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我国目前对于因污染等原因造成的公害事件一般由行政机关予以处理，包括对造成污染的单位或个人进行行政处罚，调停侵权行为人与被侵权人之间的赔偿问题。双方当事人对处理结果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但并是不所有的环境污染侵权案件都存在具体的受害人，对于不存在具体受害人、而社会公共利益又确受危害，或是受害人众多、只能以集团诉讼的方式来进行诉讼时，可由检察院行使诉讼权。这样不仅可以打击危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也可对类似违法行为形成强有力的威慑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该类现象的发生。
其三、现行《行政诉讼法》对检察机关监督民事、行政案件的权能规定不能满足需要。检察机关的民行机关可以对法院判决的民事、行政案件提起抗诉，利用抗诉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该权能仅是对法院审判结果的监督，它没有包含对公益受损的救济功能。在缺失原告的状况下，法院无法对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和民事行为进行审理和处罚，更谈不上检察机关对它的监督和制约。因而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案件的抗诉权无法替代其对案件的诉讼权，增加公诉权的内涵具有重大意义。
2、从拓深公诉权的深度着眼，加大诉讼裁量权、落实量刑建议权。我国现有的公诉权中可自由裁量的范围较窄。例如对不起诉案件的处理可谓谨小慎微，条件严苛；检察机关对案件的量刑建议权也仅停留在立论探讨阶段，在实践中往往是纸上谈兵，对法院的判决没有任何影响。实践中，自由裁量权不但可使用范围小，而且客观上收到各种条件的约束，使用频率很低。再谈检察机关的不起诉权，上一级检察机关往往将下级检察机关的不起诉率圈定在一个较低的范围，从而迫使一些本该作不起诉处理的案件被诉至法院，当宽不宽，背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本意。为顺应司法规律、节约诉讼成本，可在案结事了的前提下适当放宽检察机关的不起诉权。
此外，建立暂缓起诉制度也是顺应司法规律的做法之一。目前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暂缓起诉制度，检察机关对拟定作不起诉处理的犯罪嫌疑人设定一定时间的考验期，考验期满才作出不起诉处理，它有别于直接作不起诉处理的做法，更加审慎、合理。我国可根据国情批判性地法律移植这一制度，这是检察机关诉讼裁量权的一种变革和进步，更能体现司法规律。
（二）加强侦查监督权和诉讼监督权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包括刑事立案监督权、侦查监督权和对诉讼活动的监督权等。这几项权能均有待加强，尤其是对侦查活动和诉讼活动的监督亟待加强。
1、对侦察活动的监督和引导。侦查活动进展的情况对案件的公正处理、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活动能否顺利进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侦察活动的监督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侦查活动中的程序是否合法有效的监督；二是对侦查活动过程中办案人员的职务廉洁性的监督；三是对侦查过程中办案水平和效果的监督。目前我国检察机关对侦查人员的办案过程的监督和控制几乎是一片空白。我国可尝试性地将检察官引进公安机关的侦查过程并给予侦查人员引导、对证据的提取提供建议。这样可大大提高侦查效率和诉讼，并使整个案卷的制作更加符合诉讼的要求。
2、强化对诉讼活动的监督。目前检察机关发现诉讼过程中有违法行为时，一般是向有关机关提出纠正通知，收效甚微。检察机关应加强对诉讼活动的监督职能，发现有违法行为后根据行为违法的情况、可能影响案件处理的公正性时，可依法分别对违法人员作出回避、改变案件管辖权，甚至是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
（三）赋予检察机关适当的调解权
随着社会发展，人口的逐年增长，城乡变革的加剧，刑事犯罪也在不断增多。相当数量的案件存在赔偿问题和化解矛盾的需要，除了交通肇事等极少数几个罪名就赔偿数额有相对具体的规定外，更多罪名就民事赔偿一块的规定仍是一片空白。这就给案件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案结事了制造了障碍。要达到化解矛盾的效果，就需要检察机关居间调解，检察机关调解权的确立有重大意义。
第一、有利于及时化解矛盾、消弭社会对立面、促进和谐。调解权的设置符合当前国情和司法规律。由于目前检察机关不具有调解争端、化解矛盾的主体资格，不享有化解矛盾的权能和承担相关责任，对刑事案件的调解仅局限在极少数案件，不符合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