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的缓刑制度存在一定的弊端，表现在：缓刑的适用条件的规定过于原则，难以操作；撤销缓刑的条件不具体；缓刑执行制度不健全，职责不明确；缓刑犯的监督机制不严格。对我国缓刑制度的完善，可以从缓刑适用条件、适用程序、执行制度三个方面加以完善。具体而言，对缓刑适用条件的规定应当进一步明确化、具体化，在原则规定下，应当规定哪些应当适用缓刑的情节，但同时应当保留法官适当的自由裁量权。适当修正对累犯一律不得适用缓刑的规定，设置和完善缓刑听证程序，改革、完善缓刑执行制度。
关键词：弊端；执行制度；法官自由裁量权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缓刑是附有一定条件，暂缓执行刑罚或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制度。通常适用于判处短期剥夺自由的犯罪。我国刑法中的缓刑，采用的是司法制的缓执行制度。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认为暂不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在一定考验期内，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我国自1980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刑法以来的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缓刑制度在维护我国社会的稳定，加强犯罪改造起到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罚制度的重要体现。像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一样，缓刑制度也存在一些法律上面的不足，因而产生一些消极作用也不可忽视，研究缓刑制度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还有执行情况，并采取相应对策逐步改进和完善我国的缓刑制度，是加强我国司法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我国缓刑制度的作用
（一）缓刑制度的积极作用
缓刑是我国刑法适用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而确立的重要刑罚制度之一，是这一基本的刑事政策在刑罚制度中运用的具体化，也是依靠专门机关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同犯罪作斗争的方针在刑罚具体适用中的体现。适用缓刑，既表明了国家对犯罪分子及其犯罪行为否定的评价，同时又体现了对犯罪分子一定的宽大政策。在维持原判刑罚效力的基础上给犯罪分子以悔过自新的机会，有利于教育改造犯罪分子，充分体现我国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缓刑制度的积极作用还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缓刑有助于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最优化地发挥刑罚的功能，符合刑罚经济的思想。缓刑的具体适用，能够使犯罪分子在感受到刑罚的威慑力，畏惧暂缓执行的刑罚可能被实际执行的条件下，在不被关押、由特定机关予以考察的过程中，更自觉地检点自己的行为、改恶从善、争取光明。从而避免了被实际执行短期自由刑而带来的与社会隔绝、重返社会困难、罪犯间交叉感染等现象的弊端，并能较好地以最经济的方法实现刑罚的惩罚、威慑、教育、改造等功能。
2、缓刑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刑罚的目的。刑罚的目的之一，是预防犯罪人重新犯罪。实现刑罚目的的途径，主要是对犯罪人判处并执行刑罚。但基于刑罚个别化的原则判处缓刑，是判处刑罚并保持执行可能性的条件下，暂缓刑罚的执行。是否被撤销缓刑，取决于缓刑犯对自己的自律，即取决于犯罪人的主观努力，在以自律为主的社会生活中，有利于促使犯罪分子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获得刑罚特殊预防的效果。
3、缓刑是实现刑罚社会化的重要制度保障。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不脱离家庭、社会，可以继续从事原有的工作，避免了因执行实刑给其本人和家庭带来的不利影响，即可以使其不致因犯罪而影响履行自身负有的家庭和社会义务；使其既感受到法律的威严，也亲身体会到法律、国家和社会的宽容，从而较自觉地完成改造任务，收到比执行实刑更好的效果。
4、缓刑的适用能减少国家经济支出。从经济角度看，刑罚执行是一种经济投入，即国家通过人力、物力、财力投放，以实现预防犯罪目的实现。对缓刑者附条件不执行刑罚，无需国家增加监舍建设费用、监管人员费用，因此，缓刑具有减少国家经济支出的价值。
（二）缓刑制度的消极作用
1、缓刑适用的透明度不高。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分子适用缓刑，一般都是合议庭或者审判委员会根据刑法规定的缓刑适用的三个实质要件，认为符合缓刑条件的，作出适用缓刑的判决。我国合议制度和审判委员会制度具有中国特色，其讨论案件的形式是不公开的，既便是当事人和辩护人也无法查阅合议笔录和审委会笔录，这样，对犯罪分子适用缓刑好像是在搞暗箱操作，除判决书中表述“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笼统的理由外，谁也不知道法官对“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标准是如何掌握的。司法实践是将抽象的法律条文适用于具体的案件、具体的每一个犯罪嫌疑人，需要考虑诸多因素，比如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性质、后果、认罪态度、悔罪表现、社会、家庭帮教等等，这些在判决书中都无法表述，也无从表述。对一个被告人适用缓刑，看不到为什么适用缓刑，社会难以理解。导致有的案件适用缓刑的社会效果不好，还有可能导致其他被告人上诉，增加不必要的诉累。
2、现在的缓刑适用制度缺少有效的监督机制。缓刑适用的决定权在于法院，它是法院审判权的一个方面。任何权力都应当受到有效的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司法实践中，也确实存在有些法官对本不该适用缓刑的被告人而适用缓刑，适用缓刑的不公开、不透明，为某些不法分子提供了便利，他们与法官勾结一起，徇私枉法，玷污着我们的法官队伍。当然，检察机关可以抗诉，但是，有很多案件并不是一目了然，是否适用缓刑可能只是认识上的差异，检察机关不会也不可能对那种可以适用也可以不适用缓刑的案件提出抗诉，检察机关的这种抗诉权对缓刑的适用并没有有效监督。另外，缓刑适用的不公开、不透明，使本来就没有统一标准的缓刑适用缺少了社会监督，公众对一被告人是否应当适用缓刑缺少理解，对于如何适用更不理解。对犯罪分子适用缓刑时，尽管在作出缓刑宣告之前法官也要考虑社会有关方面的意见与影响，但这种意见与影响都是背靠背收集的，所收集的意见可能并不全面，再说群众与社会对这一过程看不见，他们无法对各方面的意见与影响作出自己的评判，因而难以使缓刑的决定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缺少有效监督的缓刑适用制度滋生着司法腐败现象。从另一角度看，有些案件本应当适用缓刑，但是法官为了避嫌而不予适用，免生是非，这些现象都影响缓刑科学合理的适用。
3、缓刑适用只有法官裁量权而没有检察官裁量权（求刑权）、没有社会（或群众）的参与权。从实践情况看，目前对犯罪分子适用缓刑，主要限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起作用。例如，刑法上规定对缓刑适用的条件之一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主要就是法官依据自己的自由裁量权作出判断。换言之，是否适用缓刑是基于法官的主观性判断。而在检察机关方面，当前，检察机关比较关注的是自己提起公诉的案件是否得到人民法院的有罪判决，是否对被告人判处了实刑，而几乎没有在提起公诉的同时要求对被告人宣告缓刑，并且也极少就人民法院对某个案件的判缓刑发表不同意见。
4、缓刑考验期间的监管措施不力。缓刑不等于无罪释放，适用缓刑必须有相应的监管措施，如果监管得不到落实，适用缓刑就等于是一句空话，就不利于促进罪犯改造，不仅如此，还有可能给社会带来危害。
二、目前我国缓刑制度的适用情况
（一）一般情况下缓刑的适用
关于印发人身保险条款存在问题示例的通知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人身保险条款存在问题示例的通知
保监发〔2004〕51号
各寿险公司：
为贯彻全保会精神，进一步推进人身保险条款通俗化工作，我会对近期人身保险产品备案、审批中和各保监局在日常监管工作中发现的条款问题进行了整理，编写了《人身保险条款存在问题示例》（以下简称《示例》）。现印发给你们，请研究《示例》中列举的问题，从中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在条款制定过程中考虑消费者的立场，按照以人为本，依法合规的原则推进条款通俗化工作。
特此通知
二○○四年五月十四日
人身保险条款存在问题示例
一、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问题示例
1、出现“保险期限”一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用语不符。
2、保险产品的定名不符合《人身保险产品定名暂行办法》（保监发[2000]42号）。
3、保险条款中对仲裁条款的表述不符合我会已发布的《关于在保险条款中设立仲裁条款的通知》（保监发[1999]147号）的相关规定，出现“本合同签发地仲裁委员会”等语句，由于仲裁机构约定不明，可导致仲裁条款实际无效。
4、《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对未成年人的死亡保额有一定的限制，但部分保险产品在条款或相关销售材料中没有对“保额限制”进行说明。
5、对“保险利益”的说明，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的定义。
例如，把收益免税看成是一种保险利益。
6、“如实告知”中出现“……对本公司的保险义务的产生有严重影响的……”的表述，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
7、分红保险没有按照《分红保险管理暂行办法》（保监发[2000]26号）及《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保监发[2001]6号）的规定，在条款、产品说明书等相关材料中对消费者进行风险提示，没有明确指出红利是不保证的。
8、约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本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同时规定有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导致“足以影响被保险人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条件。
二、没有法律法规依据问题示例
1、在说明保险单贷款的“借款利率”时，出现“向监管机关报备”等语句，但是我会并未对此做过规定。
2、投资连结产品的条款中约定“本公司在获得保险监管机关的同意后，可以调整投资账户合并的条件”，无法律法规依据。
3、出现“投保人、受益人杀害被保险人，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不退还保费（两年内，扣除手续费之后）”的条文，无法律依据。
三、一般条款存在问题示例
1、“周岁”的概念不明确。
例如，“周岁：以法定方式确定的年龄（不足一年不计）”，但条款中对“法定方式”没有明确界定。
2、“责任免除”中出现“饮酒”、“醉酒”、“斗殴”、“故意隐瞒”、“欺诈行为”、“企图犯罪”等用语，但没有认定标准。
3、对“医院”的定义不明确。
例如，“本合同所称的医院是指符合下列所有条件的机构，但不包括主要作为康复、门诊、护理、疗养、戒酒、戒毒或类似的医疗机构，也不包括医院内的观察室和康复病房”。
又如，某些保险公司对保险事故发生后的医疗机构的认定，仍采用“县级（及以上）医院”的定义，与我国目前的医院标准等级划分不符。
4、约定“本公司承担的保险责任从本合同生效之日开始”，但没有对“生效之日”进行明确说明。
5、对“全日制高等学院”的解释令消费者产生歧义。
6、出现“文件表面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等表述不清的语句。
7、出现“现金价值”、“现金价值净额”、“减额缴清”、“责任准备金”、“手续费”、“意外事故”、“宽限期”、“犹豫期”、“全残”、“高残”、“本条款约定利率”、“本公司规定利率”、“提前给付保险金”等名词却没有相应的注解，或者注解令人费解。
例如，将“现金价值”解释为“指保证现金价值、交清增额保险的现金价值、累积红利余额以及用于抵交保险费的红利余额之和”。
8、约定“按月领取：自本合同约定领取年龄后的首个保险单周年日后的每一保险单周月日……”，“周年日”、“周月日”所指不明。
9、出现“挂床住院”、“不合理住院”等令人费解的用语。
10、用语过于专业化或生僻，以及出现一些在港台地区使用较多、但在内地很少使用的词语。
例如，“趸交”、“罹患”等。
11、在保单可转换权益条款中，未明确说明是以所缴保费还是以保单现金价值为转换基础。
例如，“投保人在保单生效满2年后，可将合同转换为本公司当时认可的保险合同”，没有说明具体的转换方式。
12、约定“定期返还……”，但返还的时间、比例不明确。
13、约定“身故保险金为累计所缴的本合同的保险费扣除已给付的生存保险金后的余额与保险单上所载的保险金额之和”，是“累计所缴的本合同的保险费-已给付的生存保险金后的余额+保险单上所载的保险金额”,还是“累计所缴的本合同的保险费-（已给付的生存保险金后的余额+保险单上所载的保险金额）”，表述不清，导致投保人可能对此条款有不同的理解。
14、约定红利公布为“保单生效对应日不在‘年度红利公布等待期间’的，本公司将在保单生效对应日的前一生效对应日‘有效保险金额’的基础上，按照最近一次已经公布的分红率，在该保单生效对应日增加本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语句复杂冗长，晦涩难懂。
15、某保险产品保险期间是一年，同时有续保的约定，又将“在投保本保险前已患有的疾病及其严重并发症或后遗症、生理缺陷或疾病的治疗及康复”列为责任免除项，“投保本保险前”是在第一次投保本保险前，还是每次续约前，投保人有不同的理解。
16、保险单借款利率、合同效力恢复时所采用利率的计算方法不明晰。
例如，只出现“复利”一词，没有注明利息的具体计算方式是日复利、月复利、年复利还是其他方式。
再如，对保单借款、红利累积生息的利率，“由本公司每年公布一次”，并没有说明利率公布的依据。
又如，“利息：涉及补交或垫交保险费利息，以保单质押贷款利率为利息率按复利计算”；“贷款利率：按贷款期间‘同期人民银行每月第一个营业日颁布的二年期居民定期储蓄存款利率+2%’，按月以复利方式累积计算”。银行二年期存款利率是单利，在二年内不计复利，月复利概念并不常用，但是条款中并没有对从单利到复利的转换方式进行明确说明。
17、要求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时，使用“是否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等含糊的表述，没有明确的范围界定，不利于投保人明确了解自身应履行的义务。
18、保单所列现金价值表，只按保单年度（已满年数）列出现金价值，但对于在两个保单年度之间发生退保的情况如何处理，未作说明。
19、有的保险公司随保险合同交付给保户的资料过于简单，隐藏了保险合同的组成内容，造成了信息的不对称。
例如，现金价值表等资料不随条款提供给客户，致使客户无法掌握相关信息。
再如，约定保险事故造成伤残时按《人身保险残疾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给付，但在保险合同内容中往往看不到该表。
又如，一些卡式保单的保险责任是按《**条款》执行，但未向投保人提供该条款。
20、关于投保人应当如何告知，告知的内容、程序和方式等要求不明确。
例如，保险公司要求投保人告知“其他重要病史”，但是投保人往往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病史，导致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公司以没有如实告知为由而拒赔时出现纠纷。
21、在理赔的程序、时间、单证要求等方面的内容不明确，保险公司理赔时在理赔资料方面提出的一些要求往往容易引起争议，造成消费者不满。
例如，“保险金的申请”一项中约定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供“保险合同原件及被保险人的身份证原件……”；而条款中又约定“本保险合同由保险单及所附条款、投保申请书以及与本合同有关的其他文件共同构成”。如果实务操作中投保申请书原件等留存在公司，那么申请保险金时申请人则无法提供“保险合同原件”。同时，“与本合同有关的其他文件”在条款中没有明确表述。
再如，关于“保险金的申请”，除了要求投保人提供足以确认保险事故的一般性证明资料外，还要求提供“本公司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证明和资料”，导致保险公司可以随意增加要求投保人提供的证明资料，对投保人显失公平。
22、某些有关理赔环节的保险条款中，对保险双方权利与义务的规定，明确了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需在多少日内履行通知义务以及需向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明和资料，而没有对保险公司履行保险赔偿或给付义务的期限做出明确约定或原则性规定，客观上造成保险公司故意拖延理赔的情况。
23、在实务操作中，从客户填写投保单、缴纳首期保费到公司正式签单有一个时间差。在这段时间里，对于客户发生身残或身故情况，保险公司是否应履行赔付责任，存在较大争议。
24、对“意外伤害”的释义为“指遭受外来的、非本意的、突然(突发)的、非疾病的使身体收到伤害的客观条件”，未将被保险人因“非病理性猝死”包括在内，而除外责任也不包括该项内容。被保险人发生非病理性猝死后，保险公司往往拒赔，从而引发纠纷。
25、条款受到部分新生事物的影响而在理解上产生歧义。
例如，家庭病床是否算作住院；网络门诊是否算作医院门诊；等等。
26、约定客户在犹豫期内可以全额退保，但是没有明确犹豫期的时效以及犹豫期内的客户权利。
27、没有给出对客户账户扣除的管理费、手续费等费用的具体计算指标。
28、条款缺乏透明度，对涉及投保人利益的内容在合同条款中不够明确，保险公司仅以内部规定约束投保人。而内部规定的“操作实务”涉及消费者利益的操作细则，保险公司往往又不告知有关合同当事人。保险公司的这种操作，会导致做出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解释和行为，有可能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例如，约定“被保险人不能按期缴纳保险费时，可以停缴。停缴后如需补缴保险费时，应同时补缴欠缴期间的利息”。虽然在与保险合同同时生效的保险公司内部“操作实务”中规定了如何补缴利息的细则，但是条款中却没有明确说明。
再如，没有明确地将药品的报销范围列入条款，在客户理赔时，只是根据保险公司内部掌握的药品名称、赔付标准和范围进行操作，导致客户不满。
又如，附加住院医疗保险条款约定“本附加合同的保险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时可向公司申请续保，但主合同交费期满或主合同被保险人年龄超过65周岁时，本公司不予续保”。该条款中并未明确说明保险公司在其他情况下不予续保，所以投保人一般会理解为，只要不是主合同交费期满或主合同被保险人年龄超过六十五周岁，投保人均可获得续保。但是，在实务操作中，保险公司内部的续期核保制度却规定不予部分客户续保，从而引发纠纷。
29、条款中法律专业术语过多，普通消费者对保险合同中频繁出现的法律专业术语往往难以准确理解。
例如，某意外伤害保险中接连出现了“连带被保险人”、“投保人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投保人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等法律专业术语。
四、投资连结产品条款存在问题示例
1、“保险合同的终止、解除”中约定“本公司将按照投资单位价值计算出投保人的投资账户价值，扣除退保费用后退还给投保人”，但在合同中没有明确投资单位价值的计算日，也没有具体说明是按投资单位的卖出价计算还是按买入价计算。
2、约定“对于每一笔大额保险费，本公司将给予投保人相应的奖励”，但是在条款中并没有说明具体的奖励方法。
3、“投资条款”中说明“本公司将设立多个投资账户供投保人选择……”，但是没有详细描述每个投资账户的风险状况、资产分配比例等。
4、“费用”条款约定“本公司按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的一定比例收取投资帐户管理费”，但是没有明确说明费用的比例、数额或最高上限。
5、“暂停或延迟评估和交易”条款中，没有对暂停或延迟投资账户价值评估和交易的各种情况进行列举说明。
6、约定“如果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本公司可以根据被保险人的真实年龄调整附加合同保费及个人账户价值”，但是没有在条款中说明具体的调整方法。
五、健康保险条款存在问题示例
1、属于补偿性质的医疗保险产品，在条款中没有明确告知投保人，对于已有社保医疗保障或单位报销医疗费用的被保险人患病，保险公司只承担医疗费差额部分的赔偿责任，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引发合同纠纷。
约定“若被保险人按政府的规定取得补偿，……本公司仅给付剩余的部分”，但没有显著标识以提请消费者注意。
2、对投保人申请医疗保险金时应提供的凭证的规定，对消费者不公平。
例如，要求投保人提供“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费用原始凭证”；“由本公司认可医院出具的医疗诊断书、病理检查、化验检查、门诊及住院医疗费用原始单据、费用结算明细表及处方”等。何为“本公司认可”，该条款中并未解释。
3、关于医疗费用给付问题，没有明确说明被保险人从其他保险公司取得的医疗给付补偿是否需要扣除。在同一投保人投保多家商业保险的情况下，被保险人从一家保险公司获得赔偿后，又向第二家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认为自己购买多家公司的保险产品就应该获得更高的保障，而不存在医疗费用在保险公司之间分摊的问题，从而引发纠纷。
4、给付项目所依据的标准不够明确。
例如，对于某些医疗费用的支出，是采用全国的标准，还是按照各省或各市的相关医疗机构的相关政策进行给付，条款未做明确规定。
5、“医疗费用限制”中，出现“当地医疗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语句，消费者对“当地”的理解可能会存在差异。
6、重大疾病条款对疾病的定义所用的都是医学专用术语，与社会公众理解的疾病定义往往范围不同，在理赔过程中容易造成纠纷。
7、关于癌症确定标准“以病理报告为准”，这对于已临床诊断为癌症、但无法进行“病理诊断”的情况，在实际操作中容易引起纠纷。
8、健康险产品条款中约定，被保险人虽患某种疾病，但仍必须做某种手术才能给予赔付。随着医学的发展，该种疾病可能已经不再使用保险合同中规定的手术进行治疗，导致客户得不到赔偿。
9、重大疾病保险的“保险责任”中约定“一、被保险人……患本合同所指的重大疾病或初次实施本合同所指手术，本公司按保险单上载明的保险金额的10%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二、被保险人因疾病或意外伤害导致身故的，本公司按已交保费给付身故保险金……”，第二条中的“疾病”是否包括第一条中的“重大疾病”，在条款中没有明确说明。
10、出现“管制药物”、“当地社会医疗保险管理部门规定的自费项目和药品”等表述。但是，一般的投保人并不清楚什么是“管制药物”，哪些项目和药品属于“当地社会医疗保险管理部门规定的自费项目和药品”。
11、医学专业术语过多。
例如，附加残疾保险条款中这样表述：“被保险人因同一意外伤害造成《人身保险残疾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列明的两项以上身体残疾时，本公司给付各项残疾保险金之和，但不同残疾项目属于同一身体器官时，本公司仅给付严重项目的残疾保险金”。实际上，“同一身体器官”指同一手或同一足，但是由于条款中使用的是“器官”这一专业术语，而不是“同一手或同一足”等通俗、直观的表述，增加了消费者理解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