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人民政府


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保障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加强、规范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四川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县级以上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主管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工作。

公安、财政、工商、物价等部门以及工会、妇联、残联等组织，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协同做好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工作。

第四条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遵循合法、公开、公正的原则，专职监察与群众监督相结合、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

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日常检查、专项检查、举报专查和年度检查等方式。

第五条任何组织和个人对违反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向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检举和投诉。

第六条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实行劳动保障监察员制度。

第二章管辖和监察职责

第七条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范围根据分级管理和属地管理相结合的原则确定。省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对省级机关和中央在川、省属的用人单位以及在省级以上部门登记注册的用人单位和就业中介服务机构实施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

市、州和县（市、区）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监察管辖范围，由市、州人民政府确定。

第八条上级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可以查处下级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管辖范围内的重大、疑难案件，也可将属于本级管辖范围内的监察对象指定给下级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管辖。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因管辖发生争议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指定管辖。

第九条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履行下列监察职责：（一）宣传贯彻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二）受理对违反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行为的检举或投诉；（三）对用人单位和就业中介服务机构遵守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四）依法查处和纠正违反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五）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监察职责。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可以委托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机构行使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权。

第十条劳动保障监察员履行职责时，行使下列职权：（一）了解执行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二）查阅、记录、拍摄、复制被检查单位的有关资料，询问有关人员；（三）依照有关规定下达监察文书。

劳动保障监察员履行职责时，应忠于职守，秉公执法，保守有关秘密。

第十一条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开展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工作时，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给予协助，如实反映情况，不得提供虚假资料或出具伪证，不得谎报、隐瞒有关情况，不得隐匿、毁灭有关证据，不得拒绝和阻挠检查。

第三章监察内容

第十二条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用人单位和就业中介服务机构的下列情况实施监察：（一）建立劳动和社会保障内部管理制度情况；（二）招用职工情况；（三）订立、履行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情况；（四）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情况；（五）遵守工资支付和最低工资保障规定情况；（六）遵守社会保险规定情况；（七）遵守女职工、未成年工和残疾职工的特殊劳动权益保障规定情况；（八）遵守职业培训、职业介绍、职业技能鉴定规定情况；（九）遵守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况。

第十三条禁止用人单位的下列行为：（一）在媒体上公开发布招工信息时，不将招工简章送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备案的；（二）违反持证上岗的规定，使用未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劳动者从事相应工作的；（三）招工中收取报名费、风险金、保证金或变相收取其他名目费用的；（四）违反规定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五）安排女职工、未成年工从事禁忌劳动的；（六）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的；（七）克扣、无故拖欠职工工资的；（八）不支付延长职工工作时间工资的；（九）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的；（十）解除劳动合同后，不按规定给予职工经济补偿的；（十一）不参加社会保险或不履行社会保险费缴纳义务的；（十二）违反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十四条禁止就业中介服务机构的下列行为：（一）为无合法证照的单位或无合法身份证件的人员提供就业中介服务；（二）以暴力、胁迫、欺诈等方式进行就业中介服务；（三）伪造、涂改、转让就业中介服务许可证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就业中介服务机构名义从事就业中介服务；（四）提供虚假信息；（五）介绍求职者从事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职业；（六）未经许可从事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七）为没有参加职业技能鉴定或鉴定不合格的人员申报职业资格证书；（八）违规收费；（九）违反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四章监察程序

第十五条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群众投诉、举报和在监察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登记，进行调查，并区别不同情况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理：（一）有违反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事实，需要作出行政处理或行政处罚的，从登记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立案；（二）不属于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职权范围内的，告知当事人向有关机关反映；（三）属于劳动争议纠纷的，告知当事人可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或提起诉讼；（四）违法行为涉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六条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监察时，应遵守下列规定：（一）应有两名以上劳动保障监察员，并出示行政执法证件；（二）告知检查的目的、内容、要求；（三）现场检查情况应有笔录，笔录应由劳动保障监察员和用人单位或就业中介服务机构法定代表人或有关负责人签名或盖章，法定代表人或有关负责人拒不签名或盖章的，应注明拒签情况。

第十七条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查处违反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应按照下列程序进行：（一）立案；（二）调查取证；（三）根据查证的违法事实，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提出行政处理或行政处罚意见；（四）告知当事人已查证的事实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理由、依据，以及告知当事人可在一定期限内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五）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对当事人新提出的事实、证据进行复核；（六）依法作出行政处理或行政处罚决定，并制作行政处理决定书或行政处罚决定书；（七）行政处理决定书或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当事人。

第十八条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其职权范围内作出责令停业、吊销许可证、处以较大数额罚款等重大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依法组织听证。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作出的重大行政处罚，应当在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报送上一级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同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九条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查处违反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规定的案件，应当从立案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结案；情况复杂或交通不便的，经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至60个工作日。

第二十条权益人追索劳动报酬、报名费、风险金、保证金等费用，可以向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追查，也可按照有关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措施或提起诉讼。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就业中介服务机构有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至（七）项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对单位处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其中有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至（五）项所列行为之一的，审批机关还可依法吊销其办学、职业介绍、职业技能鉴定许可证。

有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八）项所列行为的，由物价行政管理部门给予相应处罚。

第二十二条用人单位和就业中介服务机构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六）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对单位处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拒绝、阻碍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其劳动保障监察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三条用人单位和就业中介服务机构违反其他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四条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在监察工作中不认真履行职责、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由有权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五条依照本条例实施处罚的罚没收入，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理决定或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又不提起行政诉讼，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或有经济标的的行政处理决定的，由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七条本条例所称用人单位，是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经济组织；所称就业中介服务机构，是指职业介绍机构、职业培训机构、职业技能鉴定机构。

第二十八条本条例自2002年3月1日起施行。



张平 西南政法大学 教授


关键词: 股东/查阅权对象/无限扩展/合理限制
内容提要: 我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对象进行分类的规定具有其合理性，但过于狭窄和简单。可以适当借鉴域外立法经验，采取概括式和列举式相结合的方式，原则上将股东查阅权对象无限扩展到公司的所有信息资料，同时又具体列举常见的公司信息资料，并根据信息披露程度不同以“正当目的”说明义务进行合理限制。


一、我国立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对象的界定及其评析

（一）我国立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对象的界定

我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对象采取列举式立法，第34条第1款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第2款还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同时，与股东查阅权相对应，第166条第1款规定了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即“有限责任公司应当依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将财务会计报告送交各股东。”上述《公司法》上规定的公司信息资料可分为以下两类：

1．普通信息资料，即股东查阅不受任何实质性条件限制的公司信息资料，股东对其查阅享有“绝对查阅权”。《公司法》第34条第1款规定的即是普通信息资料，股东对其查阅不需要说明“正当目的”。

2．特殊信息资料，即股东查阅受到某些实质性条件限制的公司信息资料，股东对其查阅享有“相对查阅权”或“适格查阅权”。《公司法》第34条第2款规定的即是特殊信息资料，股东对其查阅需要说明“正当目的”。

（二）我国立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对象界定之评析

我国《公司法》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对象按照信息披露程度不同进行分类，对于披露程度高的普通信息资料，股东享有绝对查阅权，除了查阅时间、地点等非实质性条件外，公司不得作任何实质的限制;对于披露程度低的特殊信息资料，股东仅享有相对查阅权，公司有权要求说明“正当目的”以进行合理限制。这种分类规定具有合理性，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但是，我国《公司法》分两款具体列举了几种常见的查阅权对象，没有设置兜底性条款，难以应对公司实务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所以其分类显得过于粗陋和简单，也显得过于严格和狭窄。笔者认为，可以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的信息资料分为公司基本信息、经营决策信息、会计信息和其他信息资料四类，除了现行《公司法》规定的信息资料外，还应当包括有其他信息资料。具体如下：

1．基本信息资料，具体包括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等。该类信息资料应当向登记机关备案登记。我国《公司法》第6条第3款规定：“公众可以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查询公司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机关应当提供查询服务。”在某种意义上说，基本信息资料属于登记事项，公众均可以查阅，故其并非专属于股东查阅权的对象。

2．经营决策信息资料，具体包括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会议记录、决议等。首先，就股东会会议的记录和决议而言，既然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参加股东会会议，就应当有权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决议。但现有立法仅规定了股东有权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却未有规定可查阅股东会会议决议。其次，就董事会、监事会会议的记录和决议而言，现有立法仅规定了股东有权查阅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却未有规定可查阅董事会会议记录、监事会会议记录。有观点认为，我国《公司法》已将董事会会议记录、监事会会议记录列入了股东查阅权范围。[1]事实上，我国《公司法》仅在第97条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将董事会会议记录、监事会会议记录置备于公司，并未对有限责任公司作出相应规定。笔者认为，我国《公司法》第4条等规定了公司股东依法享有选择管理者的权利，股东应当有权了解董事、监事履行职务、职责的情况，故而在立法上应当明确董事会会议记录、监事会会议记录属于股东查阅权对象。

3．会计信息资料，具体包括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根据我国《公司法》、《会计法》的规定，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由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组成。公司办理经济业务事项，必须填制或者取得原始凭证，记账凭证应当根据经过审核的原始凭证及有关资料编制，会计账簿必须以经过审核的会计凭证为依据进行登记，财务会计报告应当根据经过审核的会计账簿记录和有关资料编制。[2]由此可见，公司会计信息资料是分类分层逐步形成的，首先是根据原始凭证填制记账凭证并进而共同形成会计凭证，其次是依据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最后才是根据会计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对此，我国《会计法》第9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会计核算的工作流程，即：“各单位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但我国现行立法仅规定了股东有权查阅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却未规定可查阅处于会计账簿下位的会计凭证及其组成部分记账凭证及更加下位的原始凭证。笔者认为，我国《公司法》第4条等规定了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的权利，会计信息资料真实与否至关重要，会计凭证及其他会计资料是登记会计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告的依据和基础，故而在立法上应当明确其是否属于股东查阅权对象。

4．其他信息资料，具体包括公司债券存根、合同等。该类信息资料是否属于查阅权对象，我国现行立法未有涉及。笔者认为，我国《公司法》第98条将公司债券存根规定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查阅权对象，而有限责任公司也可以依法发行公司债券，但立法上却未有规定，如此区别对待确实令人费解。就公司对外签订的合同而言，正如有观点认为，合同的签订和履行都无一例外是会计核算的基础资料，都会反映在财务指标的变化上，股东只有全面了解，才能保障其权利最终得以实现，[3]故而应当在立法上明确其是否属于股东查阅权对象。

此外，我国《公司法》第34条仅对股东查阅特殊信息资料受阻时规定了司法救济权，而未对普通信息资料予以明确规定，容易让人产生歧义，认为后者没有司法救济权;该法第97条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将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记录、监事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置备于本公司，却未对有限责任公司的置备义务予以明确规定，也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二、域外立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对象的界定及其借鉴

（一）开放式立法模式

美国、日本等采用开放式立法模式，赋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的对象范围较宽，限制较少。比如：美国《示范商业公司法修订本》采用概括式立法，集中在第16．01、16．02节规定了股东查阅权的对象范围，包括章程、工作细则、董事会决议、股东会会议记录、最近3年股东不经过会议形式而采取行动的记录、最近3年全部发给股东的书面信息、董事和高级职员的姓名和地址清单、最近年度的送州务长官的年度报告，以及董事会会议记录摘要、董事会的委员会替代董事会代表公司采取行动的记录、股东会会议记录摘要、股东或董事会不采取会议形式而采取行动的记录的摘要、会计记录及股东登记簿;此外，还规定了法院拥有对其他查阅对象的独立裁判权。[4]美国法院判例也曾有授权查阅记录、账簿、收据、凭证、账单和其他一切证明公司财务状况的文件，查阅公司控制的子公司账簿以及查阅公司的合同、甚至总经理的通信的先例。[5]美国之所以采用开放式立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影响。因为美国实行单轨制体制，公司机关由股东会和董事会组成，股东会是权力机关，股东会下设董事会，没有设置监事会等专门监督机构，因此必须赋予股东较为宽泛的查阅权对象范围，以有效监督经营者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保护商业秘密法制较为健全，不必过分担心股东查阅权的广泛行使从而影响公司整体利益，因而在平衡公司和股东二者利益冲突时，立法价值取向更多地是注重于对股东查阅权的保护。

日本《公司法典》采用列举式立法，分别在其第31、81、82、125、252、318、319、371、378、394、413、433和442条规定了股东查阅权的对象范围，[6]包括章程、创立大会会议记录、未召开创立大会但全体同意提案视为已形成创立大会决议、股东名册、新股预约权登记簿、股东大会会议记录、未召开股东大会但全体同意提案视为已形成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会议记录、外聘会计财务会计报表等资料、监事会会议记录、委员会会议记录、股东名册和财务会计报表等资料。此外，还专门规定了外聘会计制度，除了公司内部的会计出纳之外，公司还要聘请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的外部会计专业人员参与公司的财务会计工作，以实现公司内部财务会计工作的外部化及外部会计专业人员监督的内部化，借此提高公司财务的透明度和公正性，[7]从而有效地保证了股东查阅权的顺利实现。日本《公司法典》规定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中虽然设置有监事会等监督机构，但因为其设置有外聘会计制度，公司财务透明度较高，股东查阅权对象也较为宽泛。

（二）封闭式立法模式

法国、德国等采用封闭式立法模式，赋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的对象范围较窄，限制较多。比如，法国《商事公司法》采用概括式立法，在第56条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对象进行了规定，同时还有一定限制，即“股东也可在任何时候，按法令限定的条件，查阅该法令确定的、有关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公司档案”;此外，第29条还对简单两合公司中有限责任股东查阅权对象进行了更为严格的限制，即“有权每年两次查阅公司的账册和档案”。

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采用概括式立法，在第51a条第1款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对象进行了规定，即：“任何股东一旦提出要求，业务执行人必须毫不迟延地向其提供公司事务情况并且允许其查阅账簿与文书。”由此可见，尤其是德国立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对象规定较为严格，仅仅包括公司账簿与文书。德国立法采用封闭式立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其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影响。因为德国实行双层委员会制，公司机关由股东会、监事会和董事会组成，股东会下设监事会，监事会向股东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监事会下设董事会，董事会向监事会负责并汇报工作，因而监事会是公司监督机关，同时也是董事会的领导机关，拥有极大的权力。[8]相对来说，股东查阅权未有受到足够重视，其对象范围也较为狭窄。

此外，无论是采取开放式还是封闭式立法模式，大都对股东查阅特殊信息资料有不同程度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应当符合“直接相关原则”的要求。比如，美国《示范商业公司法修订本》第16．02节规定，股东请求查阅董事会会议记录摘要等有限制条件，具体是“（1）他的要求是善意的以及怀有正当的意图;（2）他阐述自己的意图和他想要检查的记录时应合理地详尽;以及（3）他所要检查的记录和他的意图是直接地有联系的。”此外，第16．04节（d）小节还规定：“如果法院命令检查和复制所需要的记录，它对于有此需要的股东的使用或分发该记录可加以合理的限制。”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51a条第2款也作出了限制性规定，即“业务执行人出于如下顾虑，即该股东可能将该情况与查阅结果用于与公司无关之目的并因此而给公司或关联企业造成并非无关紧要的损失，可以拒绝提供情况和不允许查阅。拒绝须有股东决议。”

与域外立法相比，我国《公司法》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对象的界定过于狭窄和严格。究其原因，最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我国对公司商业秘密的保护不够充分，因而在平衡公司和股东二者利益冲突时，立法价值取向更多地是注重于对公司商业秘密的保护，从而忽视了对股东查阅权的保护。笔者认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立法应当采取概括式和列举式相结合的方式，规定较为宽泛的股东查阅权对象，同时附加合理的限制条件，以保障股东权利正当地顺利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