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人民政府


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92号


　　《云南省测量标志保护规定》已经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１日省人民政府第２９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省长　李嘉廷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７日
　　　　　　　　　　　　 云南省测量标志保护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测量标志的保护和管理，保障测量标志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量标志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测量标志的设置、使用、保护和管理，应当遵守《条例》和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测量标志，是指测量控制点位置的觇标、标石、标志，包括设置在地上、地下或者建（构）筑物上的三角点、基线点、导线点、军用控制点、重力点、天文点、水准点、全球卫星定位控制点，以及用于地形测量、工程测量、形变测量、地籍测绘、房产测绘、境界勘测、野外长度检定的固定标志等永久性测量标志；测量中正在使用的临时性测量标志。


　　第四条　测量标志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测量标志的义务，对破坏测量标志的行为都有权制止和检举。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测绘工作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测量标志保护工作。
　　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本部门专用测量标志保护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和城市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内的测量标志保护工作。


　　第六条　工程建设确需拆迁永久性测量标志或者使永久性测量标志失去使用效能的，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永久性测量标志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管理测绘工作的部门申请，由该部门提出审核意见，按照《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履行标准手续后方可拆迁，并由提出审核意见的部门负责监督拆迁。


　　第七条　设置永久性测量标志的测绘单位，应当委托当地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或者其他单位负责保管该测量标志。被委托单位应当指派专人具体承担保管该测量标志的义务。测量标志也可以直接委托个人负责保管。委托方与被委托方应当签订测量标志委托保管书。
　　委托方应当将测量标志委托保管书抄送县级人民政府管理测绘工作的部门备案。被委托方是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还应当同时抄送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办事处备案。
　　测绘工程（测区）的测量标志委托保管书全部签订后，委托方应当填写测量标志委托保管汇总表。属基础性测量标志的，应当报送省人民政府管理测绘工作的部门备案；属部门专用测量标志的，应当报送所在地的州（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管理测绘工作的部门备案。
　　负责保管测量标志的人员应当持有省人民政府管理测绘工作的部门统一制发的测量标志保管证。


　　第八条　负责保管测量标志的人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检查测量标志状况，制止危害测量标志安全的行为；
　　（二）发现测量标志被移动得损毁时，应当保护现场，并及时报告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办事处；
　　（三）查验测量标志使用人员的测绘证件、使用测量标志的缴费证明、批准拆迁的文件，并检查测量标志使用的完好情况；
　　（四）定期向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办事处和县级人民政府管理测绘工作的部门报告测量标志保管情况。


　　第九条　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办事处接到测量标志被移动或者损毁的报告后，应当及时通知县级人民政府管理测绘工作的部门。县级人民政府管理测绘工作的部门应当及时查处。


　　第十条　测量标志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办事处，可以对负责保管测量标志的人员减免义务工或者予以补贴。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管理测绘工作的部门，可以对负责测量标志保护工作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办事处给予适当补助。


　　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管理测绘工作的部门制定全省基础性测量标志的普查规划和维修规划。全省基础性测量标志的普查周期为５年，维修周期为１０年。
　　州、市、县人民政府和地区行政公署管理测绘工作的部门制定本行政区域内基础性测量标志的普查计划和维修计划，并负责组织实施。
　　州、市、县人民政府和地区行政公署管理测绘工作的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基础性测量志每年进行一次抽查，并将抽查结果报省人民政府管理测绘工作的部门。


　　第十二条　基础性测量标志的抽查、普查经费和维修、保管补助经费，按分级管理的原则，分别列入县级以上财政预算。


　　第十三条　测量标志维修后，维修单位应当及时填报测量标志维修卡片，报测量志维修计划编制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使用测量标志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交纳测量标志使用费，经批准免费使用的除外。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测绘工作的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永久性测量标志建立档案，负责收集、整理和提供有关测量标志的资料。


　　第十六条　永久性测量标志档案的内容：
　　（一）测量标志委托保管书、测量标志委托保管汇总表及标绘在１：５万地形图上的测量标志分布图；
　　（二）测量标志普查、抽查、维修资料，测量标志占地拆迁文件，测量标志案件处理资料；
　　（三）负责保管测量标志的单位和个人情况的资料。


　　第十七条　测量标志设置单位、负责保管测量标志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向测量标志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管理测绘工作的部门报送设置、委托保管、检查、维修、拆迁、重建等资料。


　　第十八条　违反《条例》及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测绘工作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可以根据情节按下列规定予以罚款；对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损毁或者擅自移动地下或者地上的永久性测量标志的，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正在使用的临时性测量标志的，处２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三）在测量标志占地范围内取土、挖沙或者侵占永久性测量标志用地的，处５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四）在距永久性测量标志５０米范围内采石、爆破、射击、架设高压电线的，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在测量标志的占地范围内，建设影响测量标志使用效能建筑物的，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在测量标志上架设通讯设施、设置观望台（防火楼）或者设置其他可能损毁测量标志附着物的，处２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的罚款；
　　（七）在测量标志上搭帐篷、拴牲畜的，处２０元以上２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八）擅自拆除设有测量标志的建筑物或者拆除建筑物上测量标志的，处２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九）干扰或者阻挠测量标志设置单位依法使用土地或者在建筑物上建造永久性测量标志的，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的罚款；
　　（十）工程建设单位未经批准擅自拆迁永久性测量标志或者使永久性测量标志失去使用效能的，或者拒绝按照国家规定支付迁建费用的，处２万元以上４万元以下的罚款；
　　（十一）违反测量操作规程进行测绘，使永久性测量标志受到损坏的，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的罚款；
　　（十二）无测绘工作证使用永久性测量标志并且拒绝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测绘工作的部门监督和负责保管测量标志的单位和个人查询的，处２００元以上２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罚款收缴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及其他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负有测量标志保护职责的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１９８７年９月７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云南省测量标志保护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我国宪法关于批捕权之我见

张爱权（0512-67161374）


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该法条将批捕权授予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作为中立性的司法机关，享有批捕权无可非议。然而，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代表国家追诉犯罪，同时享有批捕权，本人以为欠妥。
宪法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大法，保障人权是宪法的核心内容。马克思曾说：宪法是一张写着公民权利的纸。如果一国宪法不能很好地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那么该宪法就不是一部“良宪”。因而，现代法治社会里，各国宪法都对保障公民人身自由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建国以来的四部宪法都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作了专章规定。我国现行宪法列举的公民基本权利多达27种。其中第37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可见，充分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体现了我国宪法的立法精神。然而，我国宪法将批捕权授予人民检察院，在权力的运行机制及司法实践中严重背离了宪法保障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这一立法精神。
逮捕是在一定的期限内依法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并进行审查的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中最为严厉的方法。为了防止实施不必要的逮捕，防止司法人员滥用权力而侵害人权，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司法不公，各国刑事诉讼法对实施逮捕这一强制措施都根据宪法原则作了必要限制。除了严格逮捕条件之外，都对逮捕权的程序性分配作了合理规定。逮捕权的合理设置不仅影响着逮捕活动的目的合理性，而且还体现着整个逮捕过程的合理性，并在防止非法剥夺、侵害公民人身自由权力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刑事诉讼中，逮捕权被滥用的最大威胁来自追诉机关。逮捕被追诉人不仅可以防止被追诉人阻碍、扰乱追诉活动的顺利进行，而且还可以通过直接控制被追诉人而获得许多其他侦察的便利。正因为如此，司法实践中，追诉机关不可避免地具有广泛采用逮捕的强烈倾向，如果不加以有力的约束，必然导致逮捕权的滥用。
事实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的逮捕是由人民检察院批准或决定的。而人民检察院是我国唯一的公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代表国家行使公诉职能。同时，对于一定范围的案件还享有侦查权，承担着侦查职能。由作为追诉机关的人民法院行使审查批准逮捕和决定逮捕的职权，其能否保持中立、客观的态度是令人怀疑的。而据官方统计，1998年全国公安机关报批案件447472件，689025人，人民检察院批捕388788件，582120人，批捕率分别是86.89%和84.48%。批捕率如此之高，原因就在于其一：公安机关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审查讯问程序往往成为追诉机关获取口供、核实证据的手段。人民检察院批准决定逮捕执行后，不是由司法机关而是由公安机关自己负责审查讯问犯罪嫌疑人，这种自己审查自己的程序设计更本不可能防止不必要的羁押。而且，由于逮捕犯罪嫌疑人可以减少侦察侦察活动的障碍，逮捕之后公安机关又可以随时讯问被逮捕人，这种宽松的制度客观上诱发了公安机关进一步逮捕的要求。其二：由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着控诉的职能，新刑事诉讼法厅审理形式的改革，加大了检察机关举证的力度，再加上大量自侦案件的自报自批以及检察机关与侦察机关存在法定的相互配合的关系，往往将逮捕作为进一步收集证据、侦破案件的快捷手段。依据诉讼法里，批捕权的目的只是为了保全证据或保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日后就审的机会，而把批捕权当成侦查手段“以捕代侦”恰恰是对批捕权制度的法律功能的严重扭曲，也是野蛮落后的封建社会制度中有罪推定观念的集中表现，实质上是一种假借法律名义滥用国家权力的变种，是对我国宪法保障人权基本精神的严重背离。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它是普通法的立法依据和立法基础。普通法律不能与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我国宪法第5条第3款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必须以宪法为基础和依据制定相应的法律，其内容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于是，在宪法的有关批捕权原则的指导下，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们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基于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对批捕权的规定，导致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严重失衡，不利于实现现代刑事诉讼法中追求控制犯罪和保护人权和谐统一的目的。首先，赋予检察机关批捕权严重损害了当事人平等的诉讼机制。当法律赋予控方以批捕权时，就是将控方明显置于不平等的地位，给予不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因为辩护方既没有法律赋予的控方实行强制的权力，也没有这种能力。这是对诉讼规律的破坏，是一种社会不正义，当事人平等是人们通过诉讼寻求社会正义，确保司法公正的基本条件。没有法律对当事人诉讼地位和条件的同等对待，就不会有司法公正，诉讼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根本价值基石。其次，赋予检察机关批捕权违反了刑事诉讼方式的无妨害性这一正当性标准。在控辩双方的诉讼对立中，法律理应为双方提供平等的条件和机会，各方通过对其诉讼职能的充分有效行使，合理实现其预期目的。如果允许用妨害他方行为的方式赢得诉讼，就是对诉讼规律的破坏和对另一方正当权益的损害，归根到底是对司法公正的破坏。这样的诉讼方式显然是非理性的、不正当的。司法实践中，个别检察官滥用批捕权恶意报复辩护律师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是控辩失衡的极端表现。
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滥用批捕权造成的严重弊端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宪法的权威性。具体表现在：其一，“以捕代侦”普遍存在，使批捕权成为一种服务于控诉职能的附属权利，远离了立法宗旨，危害甚大。其二，“该捕的不捕，不该捕的乱捕”由于检察机关工作人员良莠不齐，对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条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把握不准，导致批捕权的运用有很大的随意性。其三，相互扯皮的案件增多。由于检察机关和侦察机关时常就使用逮捕条件在认识上产生分歧，造成有些案件久报不批，不仅影响诉讼效率，且使一部分案件由于受诉讼期限等主客观条件限制不得不另作处理，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其四，易造成司法机关资源的浪费，增加诉讼成本。由于检察机关随意批捕，一旦法院做出无罪判决，就会引起国家赔偿，同时给我国法治事业带来不利影响。其五，批捕程序缺乏最低限度的公开性和有效的救济程序，一旦检察机关做出错误批捕决定，公民人身自由就会处于被侵害的状态，这显然是与法治社会的理念相违背的。
目前，我国检察队伍素质偏低，享有批捕权极易侵犯人权。由于种种原因，检察队伍中受过严格、系统、规范的法律专业知识培训的人员所占比例甚小。特别是现任主要领导干部，多数来自社会的其他部门，自身法学知识不系统，业务能力跟不上工作需要。据有关人士考察，受过正规法学教育的检察官平均只占10%左右，基本掌握刑事法律的检察官人数比例尚达不到50%，掌握基本民事、经济法律知识的约占15%左右，而初步了解国外法律知识和国际惯例得不到3%，检察队伍知识结构单一，知识面狭窄，素质偏低，如果享有批捕权，在我国现行诉讼机制不很完善的情况下，滥用逮捕手段的可能性是不言而喻的。
当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均将批捕权赋予具有中立地位的法庭或法官。在现代逮捕制度中，除非法定紧急情况外，追诉机关一般不得自行决定逮捕，对于必须逮捕的，追诉机关只能通过向中立的司法机关提出申请，由法庭或法官决定是否逮捕。由于逮捕是由不具有追诉倾向的法庭或法官决定的，所以能够更加客观、更加严格、更加公正的审查是否具备法定的逮捕条件以及有无逮捕的正当性，从而可以有效地避免由追诉机关自行决定逮捕时难以严格贯彻法定逮捕条件的弊端。因此我国宪法应当将批捕权赋予人民法院而不能由其他机关行使。其原因：第一，这是由审判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决定的。法院在刑事诉讼中总是处于核心和关键地位。法院经过审判程序做出的裁决是国家对刑事案件做出的最终法律规定。因而法院对诉讼进程具有权威性作用和决定性影响，那么对涉及人身自由和诉讼程序具有重大意义的批捕权，统一由审判机关行使更具有权威性，也与其法律地位相适应。第二，法庭或法官虽然享有逮捕权，一般情况下，却不能主动决定逮捕，而必须等待追诉机关的逮捕申请，从而防止了司法机关沦为公诉工具的危险。第三，由审判机关行使批捕权，更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在现代刑事诉讼中，控诉、辩护和审判是三种基本的诉讼职能。保障充分实现控辩平衡、控辩对抗、无罪推定、控审分离、审判中心已成为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由于法官能够对控、辩双方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超然中立态度，这样更有利于公正地把握批捕权的运作，即可以有效防止将那些无辜公民纳入到诉讼中来，又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其他法定机关滥用国家司法权现象的滋生，体现出严格的法律制约性，这是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第四，由审判机关行使批捕权，既有利于实现诉讼目的，又与诉讼职能相适应。审判职能的核心是定罪力量刑，审判机关对罪与非罪的界线把握得最准确、最具权威性，这正是行使批捕权的前提条件。审判机关享有批捕权，与侦查控诉机关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法律关系，由于不存在利害关系而更倾向于严格而准确地把握逮捕的实质条件，这样更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目的的和谐统一。最后，由审判机关行使批捕权，有利于保障实体法的公正实现。程序法的一个重要价值表现为能够最大限度地确保公正实现实体法，批捕权的合理设置是其中一个关键环节。由审判机关掌握批捕权，可以避免不同机关因法律观念等方面存在认识上的差异导致诉讼拖延，无效率诉讼，滥用强制措施侵害人权等妨害实体法公正实现之现象的发生，也可以有效地防止因控诉机关职权过于强大而导致诉讼结构严重失衡所带来司法不公，从而使批捕权沿着富有效率，保障权力的合理性轨道运行。这样完全能够保证准确、公正、及时地实现刑事诉讼实体法。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应当将宪法关于批捕权的规定作如下修改：“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批准或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