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婚姻权解读应注意的几个个问题

江苏省司法警官学校 胡配军

在刑罚日益走向文明改造罪犯的今天，把罪犯的应有权利还给罪犯，让罪犯享有未被法律限剥夺的应有权利，这本是理所应然。2004年月日民政部《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意见》对服刑人员结婚登记突破了1982年公安部对相关问题的尘封，明确规定服刑人员结婚登记的实施办法，使服刑人员的结婚问题得到了法律明示许可。以此解读罪犯婚姻权，笔者认为，《意见》虽然解禁了罪犯的婚姻登记，但并不意味着罪犯婚姻权的全面开封，对罪犯婚姻权的今后解读，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罪犯婚姻权的天赋性
婚姻权是基于婚姻自由而产生的一种权利，婚姻自由的天赋性决定了婚姻权的天赋性。每个公民无论他处于什么样的身份、处于何种境地，婚姻自由与权利都是与身共存的，在法律许可的条件下，他有结婚或离婚的权利与自由，他有自主选择婚姻对象的权利与自由。在这一层意义上，任何个人或组织不能对他人的婚姻权进行干预。每个人都应当而且有权自主婚姻，法律对个体这种天赋的婚姻权不能进行剥夺，只能进行保护。我国宪法第条规定 “”；我国婚姻法第条“”。罪犯的婚姻权也是如此，无论他犯下什么样的罪行、无论他受到什么样的刑罚，婚姻权都将与身俱在。法律无权剥夺也不便于剥夺。罪犯自身状况的复杂性表明对罪犯的婚姻权进行任何强制剥夺既不人道也不可能。因为不少罪犯在服刑前已经拥有婚姻家庭，如果剥夺罪犯的婚姻权，是不是要强制已婚罪犯立即离婚？天赋的婚姻权只有在年龄不足、身体不许可的情况下才能被限制实现，不应当因为犯罪这个原因而导致丧失。在《意见》出台之前，我国历来的法律只有1982年公安部的《》文件对罪犯的结婚予以禁止性规定，但这一规定其实并没有剥夺罪犯的婚姻权，只是对未婚罪犯的结婚登记从权利上予以限制，而罪犯对婚姻自由、自主、不受强制、胁迫的权利仍然存在。已婚罪犯婚姻权的既成事实更是无法改变。当然得承认，1982年公安部的这一规定容易让人们理解为是对罪犯婚姻权的剥夺，尤其是对未婚罪犯，如果不能登记结婚，婚姻的过程就无从开始，就谈不上婚姻权的行使。纵然如此，《意见》的出台也足以让人们相信罪犯在婚姻权问题上，是当然的有权主体，罪犯有权行使婚姻权。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的法律还没有哪一部法律明文剥夺罪犯的婚姻权。在婚姻权问题上，罪犯与普通公民一样有着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是我们解读罪犯婚姻权必须坚持的基本理念，也是我们人性化改造罪犯、倡导并保障罪犯合法权益的必然认同。
二、罪犯婚姻权行使的有条件性
婚姻权是一种人身属性极强的权利，它与人身自由权密切相关，由于罪犯没有人身自由，所以尽管在婚姻权的享有方面，罪犯与普通公民都一样是有权主体，但罪犯的婚姻权的行使和普通公民相比，存在着条件上的差别。普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限制，婚姻权的行使主要是婚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事；除了法定的条件以外，不需要附加任何其他的条件。而罪犯婚姻权的行使，则不能如此简单。首先罪犯的婚姻登记就不仅是婚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事，具有非独立性。监狱必须依照自己的职责，行使应有权力。如为了确保安全，防范脱逃及其他危险，罪犯的婚姻登记必须是有监狱民警看押的登记。其次，罪犯在履行完法定的婚姻登记手续，获得法律对婚姻的认可后，不能象普通公民那样举行结婚仪式，用一种公开的形式获得世俗的婚姻关系认定。婚姻关系的产生只是合法难以合俗。法律能够给予罪犯的婚姻权只限于登记结婚，完成登记过程，罪犯仍须回到监狱接受监管改造。第三，罪犯出监的非自主性。罪犯的婚姻登记不能在狱内完成，只能在民政部门的办公场所进行。罪犯必须出监履行婚姻登记手续，而罪犯的出监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的。罪犯能否参与结婚登记，以罪犯是否有社会危险性为前提。只有在确定罪犯没有社会危险性的条件下，才能让罪犯参加婚姻登记。另外，罪犯的婚姻登记应有已服刑时间的限制，刚入监的罪犯不宜准予结婚登记，至少应当在服刑6个月后才可以同意其实施结婚登记。第四，普通公民的结婚已无须向单位或其他有关组织提出申请，而罪犯在结婚时，必须履行结婚申请程序，只有在通过监狱的审查并由监狱作出专门安排后，罪犯才能参加结婚登记。
三、罪犯婚姻权的非派生性
婚姻权与同居权、生育权相互关联，没有婚姻权，就不存在同居权、生育权。同居权、生育权都是由婚姻权派生出的权力。普通公民的婚姻权，当然派生着同居权、生育权，但罪犯婚姻权却不能派生，罪犯与配偶只能登记结婚，不能享有同居权、生育权。监狱现行的特优会见，并不是罪犯与配偶的同居权的体现，它有同居的事实，也是以同居权为基础，但它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罪犯处遇，因为在服刑罪犯中，已婚罪犯并不是个个都能享有特优会见，只有改造表现好，服刑达到一定期限者，才能与配偶特优会见。生育权更是不能派生，因为如果罪犯在服刑期间享有了生育权，就会出现女性罪犯在狱内生育的非法律许可现象。我国法律禁止父母亲带着子女在监狱服刑。从刑罚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与剥夺来看，限制与剥夺人身自由主要体现为对行为自由的限制与剥夺，由限制与剥夺自由而生的是对罪犯社会交往权的限制，罪犯在服刑期间没有与他人交往的自由，罪犯的同居权、生育权都属于罪犯的社会交往权，这些权利都处于限制之列，罪犯不能自由行使。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把这种社会交往的权利也还给罪犯，那么刑罚还能罚什么？刑罚的威严又怎么体现？谁还害怕刑罚？监狱又如何完成惩罚与改造罪犯的重任？罪犯婚姻权的非派生性表明了罪犯婚姻权的非完整性。在整个婚姻存续的过程中，罪犯的婚姻权只是有限婚姻权，普通公民因为婚姻而获得的其他许多权利，在罪犯身上都处于封存状态，服刑期间不能自由行使。在此有必要指出，法无明文剥夺则有权是当代社会的普遍公理，对于任何一个普通公民而言，这一公理都当然适用，但罪犯不是一般公民，而是有罪在身的特殊公民，从权益维护与保障来讲，我们把罪犯当作权益维护与保障的弱势群体，要更加注重对他们维权。但维权应当维护的是罪犯的应有权利。这种应有权利并不是所有未被法律明文剥夺的公民权利，有些公民权利，由于相互间的制约与依附，限制了一种权利，就会导致其他许多权利无法行使，这时应当理解为这些权利都属于受限制或剥夺，法律无须就此再专门列举。再说，许多权利在不断派生新的权利，相对静止与稳定的法律来不及对此进行收集并罗列，而从法理上讲，这些权利的行使又都以已经被剥夺的某一权利为行使前提，则这些权利当然都应属于不能行使的权利。认识了这一点，我们才可能理解罪犯婚姻权的非派生性。
四、罪犯婚姻权利义务的两重非对等性
权利总是与义务相对应，具有对等性。公民婚姻权在婚姻关系内，其义务对象为配偶；在婚姻关系外，其义务对象是社会非特定的有关人和组织。罪犯婚姻权利义务虽然也牵涉到配偶与社会非特定的个人或组织，但在权利义务的对应关系上，明显存在着两重非对等性。
一是罪犯与配偶在婚姻权利与义务上的非对等性。法律上罪犯婚姻关系的成立，同时产生罪犯与配偶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然而刑期未满之前，罪犯在行使了有限的婚姻权外，对婚姻义务除了忠诚以外基本上都无法履行，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罪犯婚姻权利与义务的非对等性。婚姻中的义务，多数都由罪犯的配偶对罪犯承担，罪犯无力也不可能为配偶承担义务。罪犯婚姻权利与义务的非对等性，为罪犯婚姻家庭的存续与稳固带来了隐患。许多已婚罪犯正是由于自己服刑而导致家庭的破裂，家庭的破裂又给罪犯的改造蒙上了阴影。对于那些入监后新登记结婚的罪犯，监狱民警更应当有所防备、适时教育与引导。婚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谁也无法保证所有罪犯与其配偶的婚姻登记都是非常理性的产物，步入婚姻殿堂后，独守空房的配偶是否能够长此以往忠贞不渝？罪犯的婚姻家庭到底能支撑多久？这将是非常现实的问题。监狱民警和罪犯都不能不思考。如果忽视了这些，我们就可能忽视了一个影响监管安全的重要间接危险因素。
二是罪犯婚姻权利与监狱义务的非对等性。罪犯许多权利都以监狱为义务主体，只有当监狱履行不作为或作为的义务时，罪犯权利才能得到实现。但在罪犯婚姻权利上，罪犯的婚姻权利却不能对应监狱的法律义务，监狱可以创造条件，帮助罪犯进行结婚登记，但这不是监狱的应然行为。监狱根据监管安全和改造罪犯的实际需要，有权决定自己对罪犯行使婚姻权是否予以帮助。


河北省廊坊市人民政府


廊坊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廊坊市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

　　为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规范救助工作标准，切实解决好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现将《廊坊市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暂行办法》印发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廊坊市人民政府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廊坊市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解决好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规范救助工作标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支出型贫困家庭，是指对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的城乡居民，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子女就学、突发性事件等原因，造成家庭刚性支出过大，虽家庭收入超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但实际生活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短期内（连续6个月以内）不可能改变的城乡困难家庭。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刚性支出，是指具有法定赡养、扶养、抚养关系且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因患重大疾病或慢性疾病、子女就学、突发性事件、维护基本生活等原因造成必须支付货币支出的总和。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家庭收入，是指具有法定赡养、扶养、抚养关系且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全部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的总和，包括下列内容：

　　(一)工资、奖金、补贴、津贴和其他劳动收入；

　　(二)离退休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

　　(三)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抚养人应当给付的赡养费、扶养费或抚养费；

　　(四)储蓄存款、有价证券及其孳息；

　　(五)继承的遗产和接受的赠与；

　　(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应当计入的其他收入。

　　第五条 下列收入不计入家庭收入：

　　(一)优抚对象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的抚恤金、补助金、护理费及保健金；

　　(二)高龄老年人按规定享受的生活补贴；

　　(三)在职人员按规定缴纳的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金；

　　(四)政府和社会给予贫困在校生的补助金；

　　(五)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不计入的其他收入。

　　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家庭成员是指具有法定赡养、扶养或抚养关系的人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公婆或岳父母）、配偶、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其他直系亲属。

　　家庭成员中有下列特殊情形的，应当分别认定：

　　(一)在本市域外大中专院校上学的学生，凭录取通知书和在校证明，计算在家庭成员之内；

　　(二)走失、失踪、潜逃、服刑人员不能计算在家庭成员之内。

　　第七条 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保障支出型贫困家庭基本生活；

　　(二)政府保障、社会帮扶与劳动自救相结合；

　　(三)属地管理；

　　(四)动态管理；

　　(五)公开、公平、公正。

　　第二章 支出型贫困家庭认定条件

　　第八条 支出型贫困家庭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中存在患重大疾病、子女就学困难、发生突发性事件现象的；

　　（二）家庭短期内刚性支出过大，远远超过收入的；

　　（三）家庭实际生活水平低于当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认定为支出型贫困家庭：

　　（一）家庭成员有固定工资收入或其它稳定收入来源，能够维持基本生活的；

　　（二）家庭存款、有价证券价值高于1000元的；

　　（三）拥有2套（含2套）以上住房或租、住中高档住房的；

　　（四）拥有、购买汽车、钢琴等非维持家庭生活需要的高档消费品，或拥有档次较高的摩托车、手机等物品的；

　　（五）未经本地医疗部门诊断许可并经医保部门审批同意，擅自到域外就医的；

　　（六）因家庭成员中有自费生、择校生或自费出国学习人员，造成家庭教育费用较高，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

　　（七）法定赡（扶、抚）养人，有赡（扶、抚）养能力未按规定履行义务的；

　　（八）因打架斗殴、交通肇事、酗酒、赌博、吸毒等原因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

　　（九）群众普遍反映申请家庭成员有赌博（含提供赌博场所）、偷窃、抢劫、卖淫、嫖娼和吸毒等违法犯罪行为，或经常出入饭店、歌厅等消费场所的；

　　（十）饲养名贵宠物、种植名贵花草、存有名贵书画等观赏品及收藏品的；

　　（十一）家庭月水电费、电话费支出超出本地平均消费数额的；

　　（十二）参与政府明令禁止的非法组织活动的；

　　（十三）有证券投资行为的；

　　（十四）拒绝管理机关调查，隐瞒或提供真实收入、有效证件或原始证明材料的；

　　（十五）当地政府认定的其他不予救助的人员。

　　第三章 支出型贫困家庭享受待遇

　　第九条 支出型贫困家庭可分别享受以下待遇：

　　（一）参照当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对实际生活水平达不到标准的，差额部分发放生活补助；

　　（二）符合城乡居民医疗救助条件的，纳入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范围；

　　（三）纳入城乡困难群众临时救助范围；

　　（四）纳入城乡困难群众助学范围；

　　（五）符合就业安置条件的家庭成员，优先安排其就业。

　　第四章 申请、审批和发放

　　第十条 县（市、区）民政局以及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以下统称管理审批机关)负责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的管理审批工作。

　　第十一条 村(居)民委员会受管理审批机关的委托，负责辖区内支出型贫困家庭日常管理、服务保障工作。

　　第十二条 支出型贫困家庭申请享受生活补助、医疗救助、临时救助或助学待遇的，应当向户籍所在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并出具户籍证明，居民身份证，家庭成员所在单位出具的收入证明材料，因患重大疾病或慢性疾病、子女就学、突发性事件等原因相关部门出具的有效支出证明材料，以及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相关证明材料。

　　第十三条 村(居)民委员会在接到支出型贫困家庭申请后，应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人的家庭收入、刚性支出情况和实际生活水平进行调查核实，组织民主评议，并将申报材料和评议结果签署意见后上报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复核。

　　第十四条 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经过复核，对符合条件的，报县（市、区）民政局审批。经县（市、区）民政局审批认定的支出型贫困家庭，由民政局发放支出型贫困家庭证书，凭证书享受相关优惠待遇。

　　第十五条 支出型贫困家庭申请救助，经过审核不符合条件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或县（市、区）民政部门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六条 村(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市、区）民政部门，应当分别对申请和被批准享受相关救助待遇的支出型贫困家庭张榜公示，时间不得少于5天。

　　第十七条 管理审批机关自接到申请人申请之日起30日内办结审批手续。

　　第十八条 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金，由县（市、区）民政、财政部门委托银行实行社会化发放，特殊情况也可直接发放。

　　第十九条 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所需资金，参照现行城乡低保资金管理使用办法，由市县两级财政分别列入预算，建立专户、专款专用，不得挤占使用城乡低保资金。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由各级人民政府民政、财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的管理工作；财政部门负责将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按时拨付，保证使用。

　　第二十一条 管理审批机关要对支出型贫困家庭收支情况每半年核查一次。家庭收支情况发生变化的，应当按规定程序及时办理停发、减发或增发救助手续。

　　第二十二条 支出型贫困家庭户籍迁移变更的，迁出地县（市、区）民政部门应出具证明及有关材料，由迁入地县（市、区）民政部门按照当地规定处理。

　　第二十三条 对不符合规定条件而享受相关救助待遇的，任何人有权向管理审批机关提出意见；管理审批机关核查属实的，应当予以纠正。

　　第二十四条 支出型贫困家庭受助期间，应当自觉履行相关义务。民政部门要加强日常管理，建立健全动态管理、档案管理、信息管理等规章制度。

　　第二十五条 从事支出型贫困家庭管理审批工作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批评教育，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支出型贫困家庭符合条件拒不签署同意意见的，或对不符合救助条件故意签署同意意见的；

　　(二)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贪污、挪用、扣压、拖欠支出型贫困救助金的。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救助金的，由县（市、区）民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警告，并追回其冒领的救助金；情节恶劣的，依照相关规定，处冒领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城乡贫困家庭对县（市、区）民政部门作出的不予批准享受救助待遇或减发、停发救助金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